“‘雙一流’建設高校大多熱衷于追求以項目及其成果數量取勝的科研，但對具備高集中度、多學科團隊集體攻關特征，以及學科突破價值的重大科研項目的關切度不高。”日前，在“2023鎮江·長江教育論壇”上，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眭依凡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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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論壇的主題是“‘有組織科研’與教育研究的未來”。眭依凡指出，在“雙一流”建設中，有必要強化有組織科研的治理體系建設，一流大學要自覺納入國家戰略框架，將其作為建設目標并付諸行動。

追“數量”忘了要“集中”

“我國教育雖然已經從‘跟跑’到了‘并跑’，但距離教育強國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需要繼續努力。” 長江教育研究院、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長周洪宇在報告中提到。

高校有組織科研是實現建制化、成體系服務國家和區域戰略需求的重要形式，也是建設教育強國的重要支撐。該話題因此成為教育界熱議的話題。不少學者認為，有了世界一流大學才能與西方教育界平等對話。然而，國內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成效不顯著成了一道邁向成功之路的門檻。

“原‘985工程’和原‘211工程’時期，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成效不突出的原因，可能是投入嚴重不足，高校不得不將有限的資源用于辦學條件的改善。”眭依凡告訴《中國科學報》，“而‘雙一流’時期的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成效不顯著，原因在于許多‘雙一流’建設高校熱衷于追求科研項目數量，缺乏高水平、真正有意義的有組織科研。”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陳洪捷也關注到這一問題。他發現，許多大學都看重校級項目以及院系課題項目的數量，高校中青年教師沒有課題不行，教師想要獲得“帽子”沒有項目也不行。在這種氛圍下，高校逐漸形成“有課題就有經費”的現象，“寫本子”成了學術人員一項日常工作。

“然而，中外重大科學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均為有組織科研的結果。” 眭依凡舉例說，我國的“兩彈一星”、空間站技術就是有組織科研的結果。而美國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集中了當時西方國家（除納粹德國外）最優秀的核科學家，動員了10萬多人、歷時3年、耗資20億美元。此外，歷時11年的阿波羅登月計劃耗資255億美元，在工程高峰時期，參加工程的有2萬家企業、200多所大學和80多個科研機構，總人數超過30萬人。

在中西方都很重視有組織科研的背景下，一流大學和學科的發展卻陷入窘境，眭依凡指出了破局的關鍵——大學的發展目標要重構。“目前的窘迫現狀與‘雙一流’高校建設目標設計密切相關，有什么樣的建設目標，就有什么樣的建設行動。”

“有組織科研”不能“一以貫之”

在有了目標的前提下，如果高校全覆蓋有組織科研就能完美化解困局嗎？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陳廷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組織科研并不適用于所有目標指向的教育研究任務。”

“比如，教育研究的現狀就是基于書本、經驗、政策、事例談觀點的居多，依靠自己的興趣與投入完全可以成為優秀學者，反而越是多人合作的研究成果越容易讓人起疑。”陳廷柱告訴《中國科學報》。

一般而言，具有特定目標指向的教育研究任務在有組織科研方面表現得更為積極，也更有成效與影響。比如應用性、持續性、數據性強的研究任務，組織團隊依照分工協作的原則能更好地加以推進。與之相比，人文社會科學類學科則可能需要更審慎地對待有組織科研。

陳洪捷也提到，當下有組織科研實施的范圍仍需考慮。

“比如，我們正在實施的科研項目制能增加科研經費的投入，讓科研管理隊伍更加專業化。然而，在指南和獲批項目的引導下，選題會出現跟風和趨同的趨勢。而且，科學研究都要符合項目制的原則，超出項目時間周期的科學研究基本不必考慮。這種科學研究的格式化、庸俗化、灌水化都嚴重影響了科研的自由程度。”

陳洪捷從自身經歷出發，解讀了項目化科研存在的弊端，并與有組織科研相類比。“有組織科研是好事，但與項目制一樣，范圍如何考慮？方式如何考慮？組織層次如何考慮？組織到什么程度？鑒于上述問題，有組織科研全覆蓋的可能性還需要再討論。”

如何才能在高校“落地生根”

在有組織科研的背景下，可以“跟從”卻不能“盲從”，這給高校敲響了警鐘。怎么做才能讓有組織科研在高校“落地生根”，成為許多高校必須面對的話題。

“一流大學要自覺納入國家戰略框架，致力于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方面作出獨屬于自己的特殊貢獻，將其作為建設目標并付諸行動。”眭依凡說。

陳廷柱對此深表贊同：“組織化教育研究需要與特定目標指向的研究任務相匹配，重視科研核心資源建設。”

同時，他也提出：“組織化教育研究的未來取決于學者群體的境界提升。為了職稱而做項目、為了發表而寫論文，均不利于推進有組織科研。”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部長朱旭東進一步提出了更清晰的方案——要明確不同科研團隊的目標責任，包括集體目標與個體目標，鼓勵并引導科研團隊在其領域進行創新，同時要切實增強深入落實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的自覺性。

“甚至可以引入考核評價手段。根據完善的科技成果分類評價體系，按照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等不同成果類型，形成符合科學規律的多元化分類評價機制，并將重點考核成果質量與考核結果、激勵措施相匹配，以此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朱旭東說。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推動高質量發展階段，而這是有組織科研的最終目的。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教育體系作出相應的調整。

“采取縱向打通、橫向融合的方式，以及小切口、縱深式改革模式，以此破除高等教育發展的壁壘。”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趙婷婷總結說，“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已經到了需要綜合轉型發展的階段。擺脫路徑依賴，探索創新發展路徑，是未來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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