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學人 | 民國舊體詩歌呈現古今演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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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上學人

民國舊體詩作為古典詩詞與當代詩詞的鏈接，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些舊體詩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價值和藝術魅力，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地討論。

原文：民國舊體詩歌呈現古今演變意義

作者 | 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后、講師 王 春

圖片 |網絡

晚清以降的詩學之盛，已為學界共識。常有學者指出： “古典詩歌已在語言、想象力和創作意識允許的范圍內，幾乎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表現力，古典詩歌的藝術形式已經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實，就像鹽溶于水，已達到了最充分的飽和度。因此它已不再是一種待定的藝術，而業已成為一種既定的藝術，完成的藝術。”（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然而，一種文體的生命力其實并不會輕易衰歇，它總會以自身的方式尋找綿延的路徑，如果我們聚焦民國時期的詩壇，就會發現，高度成熟的文學種類——舊體詩，在充分繼承了某種意義上已然過分沉重的文化遺產之后，亦表現出了在此基礎上的開拓創新，在新的時代背景中，進一步探索著傳統詩歌的可能性，從而呈現出較為重要的古今演變意義。

民國舊體詩歌的價值

民國就歷史來說較為短暫，有著從古老走向現代的過渡性質，在我們對近代以降的詩歌研究中，這一時段內的舊體詩其實被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一方面，我們追隨陳衍、汪辟疆等前輩學人的研究思路，充分肯定晚清詩歌的歷史價值與藝術魅力；另一方面，我們又高度重視白話新詩的生成與發展，它們在文學史上的耀眼光芒似乎使民國舊詩顯得有些黯淡。 實際上，民國舊體詩上承晚清余緒，而下影響當代，在詩歌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從時間性上看，它屬于“現代文學”研究范疇，從文體形式上看，學者又多將其納入古代文學的討論視域，因此，它自身兼具現代與傳統的二重性，從而獨具特色。誠然，在光、宣年間，陳三立、沈曾植、易順鼎等人正值盛年，他們進取的心態與日薄西山的古老帝國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張力刺激著他們文學創作，產生了一系列的華章，當時形成的諸如同光體派、唐宋兼采派等流派也確乎昌盛，而新文化運動后，新詩從篳路藍縷地開創到實現星火燎原，在自身的文學史敘述中輕易取代了古典詩文的文壇主流地位，毋庸置疑，這些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然而，應當思考的是，清末各種舊體詩派進入民國之后，并不是立刻消歇的，像陳三立、樊增祥、梁啟超等人均逐漸步入晚年，詩藝愈加成熟的他們所代表的流派在詩學上發生耐人尋味的變化。 新詩運動聲勢浩大，借由對報刊傳媒乃至學術話語的掌控宣布了自己的核心地位，開創出新舊體詩雙峰并峙的新局面，動搖了延續數千年的以古典詩文為中心的文學結構。面對這一強大的挑戰，同樣數量眾多的舊體詩人又將如何回應？他們是固守傳統以彰顯古典價值，還是選擇趨新以追求時代潮流，抑或在二者之間猶疑彷徨？這些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寇志明在討論1871—1914年間的舊派詩人時指出： “他們以詩歌這一久負盛名的文學形式，探討受到威脅的中華文化傳統的延續的這種關鍵問題。由于他們的作品原本是寫給同時代精英讀者的，因此我們不應該以20世紀的可讀性（readability）標準，或者用外來標準，而應該以中國當時的詩詞批評標準來衡量他們的詩作。當我們將這些詩人置于他們自身的歷史與文學背景中時，他們便成為在傳統的中國秩序與19世紀中后期強加于第三世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社會中間的罅隙中掙扎的一代的代言人。”（《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這一觀察頗富洞見，他強調舊派詩人的創作應當放在古典價值體系中來觀察，但在“罅隙”中的掙扎恐怕多少也會產生出某些新的特質，如果我們將視角延伸到1912—1949年間的話，這些已然身處20世紀的流派與詩人們所面臨的境況其實更為復雜，遠非包括晚清在內的帝制時代可比擬，除了當時傳統文化的衰落外，新政體的確立與現代生活的新體驗、新文學的挑戰、內憂外患的加劇，都會引起他們心靈的悸動，迫使他們在各自的脈絡中實踐著對時代的回應。此外，在新文學勃興的背景下，陳獨秀、魯迅、郁達夫等作家也未能忘懷舊詩創作，他們將新精神熔鑄于舊形式之中，繼續豐富著舊體詩的表達，也增強了當時詩壇的復雜性。 當然，上述的種種罅隙、矛盾與掙扎未必不是詩家之幸，樊增祥便意識到他們的詩歌創作較之古人仍有特殊的價值，其在1922年所撰的《天放樓詩續集書后》中說：“或又謂詩為古人說盡，不必復作，此又無知妄論也。時代遞嬗，光景日新而日奇，詩境即因之而生。今吾所讀之書，多古人所未讀；所見之事，皆古人所未見，但有古人之才之筆，而以彼未讀未見之書與事，一一擷其英而紀其實，吾未見今不逮于古所云也。”不難體會他的自信，實際上，民國舊體詩人的不少創作，其實都可以從古人“未讀未見之書與事，一一擷其英而紀其實”的角度把握。

以更豐富的視角討論民國舊體詩

順著寇志明的思路，這一時期的詩歌評價標準是否也會發生改變？對于這些活躍于20世紀上半葉的詩人，還能僅僅以古典詩詞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作品嗎？他們的創作是否也要經受20世紀的可讀性或外來標準的檢驗？過去，民國舊體詩往往被視為“學古而贗”的假古董，是“落后”“腐朽”的典型，然而，即使是最為復古的作品，也如柯慶明先生所強調的： “在文學歷史的論述中，學者往往偏好發掘其中的新穎與變化的美感知覺，將之視為那個時代的成就與代表，而忽略了那些臻于圓融完美的重復‘仿古’之作，其實亦大有可觀之處。”（吳盛青、高嘉謙《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一個視域的形構》）何況，舊體詩也未必等同于“假古董”，只要我們不像早期新文學作家一樣先天地否定傳統詩歌的價值，上述的追問便能啟發我們以更為豐富的視角來討論民國的舊體詩， 如果說可讀性與外來標準包括了對言文一致、書寫自由、內涵深刻和表達現代精神等方面的追求，那么，我們以此回望當時的創作，恐怕也會看到不同的風景，這些追求儼然也內化到了舊體詩人的創作之中，刺激著他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力求有所超越。亦即在從晚清到民國的文學轉型中，不同的舊體詩人都實踐著與時代間對話，努力探索著走向現代與融入世界的路徑，這一點在梁啟超、金天羽、汪榮寶、郁達夫等人筆下均不難發現，而大量優秀的作品除了具有并不低于新文學的藝術價值外，恰恰因為其文類的古老，為我們觀察文學“現代化”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樣本，吳盛青、高嘉謙便提示我們： “本土的抒情傳統在新舊秩序的更替中面臨沖擊和變動。其間的成功轉化，其間的偃蹇困頓，藏而不露的現代性線索，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文學演進的螺旋往復、錯綜矛盾的狀態。”何況，文學的價值并不在于文體的新舊，而不那么唯新是好的舊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能更加豐富了特定時期文學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他們與時代大潮之間的罅隙，也有著更為多元的解讀空間，啟發研究者在新舊文學融合交鋒的基礎上建構新的評價體系。

近年來關于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的問題一度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各種冠以20世紀文學研究、現代文學研究、民國文學研究等名稱的課題或著作中，如果忽視了體量龐大的舊體詩詞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及所得出的結論是否全面、客觀和正確呢？ 現代文學誕生以后，古典詩歌的生命并未宣告終結，而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隨著書寫空間的拓展和書寫方式的轉型，它亦煥發出了別樣的光彩。即使進入當代，它依然保持著很大的創作規模，涌現出了聶紺弩、楊憲益、胡風、黃苗子、荒蕪等一批名家，他們的詩歌與前人相較，亦不乏特色，而其文學演化的因緣與所接受的藝術滋養，也都不能不追溯到民國時期。從這一點看，民國舊體詩作為古典詩詞與當代詩詞的鏈接，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總之，要想對近代詩家進行較為深入的把握，就不能忽視他們進入民國之后的寫作；要想對民國文學有較為通盤的了解，就不能回避卷帙浩繁的舊體詩創作；要想對新文學作家有較為深刻的考察，就不能避免對他們舊體詩的解讀。否則，文學史的寫作便無法呈現當時的文壇生態，至于這些舊體詩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價值和藝術魅力，亦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地討論。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59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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