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輪針對互聯網平臺“二選一”的監管掀起熱潮。4月13日，市場監管總局會同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召開互聯網平臺企業行政指導會。會議要求各平臺企業要在一個月內全面自檢自查。整改期后再發現有平臺企業強迫實施“二選一”等違法行為，一律依法從重從嚴處罰。不久前，阿里剛剛被開出182億元天價罰單，有分析認為，這張罰單開啟了反壟斷新篇章，其他互聯網巨頭將以此為標桿自發進行整改。

強迫“二選一”將重罰

我國平臺經濟總體態勢向好，但在快速發展中風險與隱患也逐漸累積。會議指出，強迫實施“二選一”、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掐尖并購”、燒錢搶占“社區團購”市場、實施“大數據殺熟”、漠視假冒偽劣、信息泄露以及實施涉稅違法行為等問題必須嚴肅整治。其中，強迫實施“二選一”問題尤為突出，是平臺經濟領域資本任性、無序擴張的突出反映，是對市場競爭秩序的公然踐踏和破壞。強迫實施“二選一”行為限制市場競爭，遏制創新發展，損害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利益，危害極大，必須堅決根治。

“二選一”是指禁止平臺內商家在其他競爭性平臺開店或參加促銷活動。近年來，互聯網平臺屢屢被曝出要求商家“二選一”相關的爭議，但較長一段時間內，對此是否涉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具體界限如何判定等問題都未有定論。今年2月7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制定發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明確“二選一”可能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限定交易行為。

“《指南》是首次將‘二選一’這三個字寫進法律法規里面，明確有市場支配地位、無正當理由的‘二選一’就是違法行為。這是有突破和指向性的。”斐石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周照峰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據了解，此次會議召集了愛奇藝、百度、貝殼找房等34家互聯網平臺企業代表，要求各平臺企業要對照稅收法律法規、政策制度，全面排查涉稅問題，主動開展自查自糾。會議要求，各平臺企業要在一個月內全面自檢自查，逐項徹底整改，并向社會公開《依法合規經營承諾》，接受社會監督。市場監管部門將組織對平臺整改情況進行跟蹤檢查，整改期后再發現有平臺企業強迫實施“二選一”等違法行為，一律依法從重從嚴處罰。

受4月13日行政指導會消息影響，港股互聯網巨頭股尾盤進一步走弱。截至收盤，美團跌7.44%，快手和京東集團跌超3%，騰訊跌近1%，唯阿里巴巴收漲0.43%。

超180億罰單的警示

本輪監管的第一槍是市場監管總局開給阿里的罰單。會議提出，要“充分發揮阿里案警示作用”，互聯網平臺企業要知敬畏守規矩，限期全面整改問題，建立平臺經濟新秩序。4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依法對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臺服務市場實施“二選一”壟斷行為作出行政處罰，責令阿里巴巴集團停止違法行為，并處以其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額4557.12億元4%的罰款，計182.28億元。

市場監管總局表示，自2015年以來，阿里巴巴集團濫用該市場支配地位，對平臺內商家提出“二選一”要求，并借助市場力量、平臺規則和數據、算法等技術手段，采取多種獎懲措施保障“二選一”要求執行，維持、增強自身市場力量，獲取不正當競爭優勢。

4月12日，阿里巴巴回應稱，今年以來，阿里巴巴在保證業務平穩運行的同時，進行系統的自審自查與完善升級，將提升商家服務體驗作為建設健康平臺環境的重中之重。據了解，淘寶天貓正從“降”“免”“扶”三個方面出臺一系列具體舉措。如降低中小商家入“淘”門檻和開店成本。

中信證券分析認為，我國反壟斷的監管重點在于壟斷行為而非壟斷地位，高額罰款亦是針對違法行為進行處罰。阿里巴巴一案落地后，預計其他互聯網巨頭將以此為標桿自發進行整改，除了強制“二選一”外，參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可能涵蓋的行為或還將包括平臺協調商家集體漲價、大數據殺熟、低價補貼等多個方面。

開啟反壟斷新篇章

罰單落地，自查開啟。2020年，國家鮮明釋放了無論線上線下都不能成為“反壟斷法外之地”的強烈信號，平臺經濟迎來反壟斷元年。2021年，“強監管期”下的反壟斷工作將如何展開？

市場監管總局局長張工在年初表示，接下來將圍繞“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重點任務，堅持依法規范和支持規范健康發展并重、堅持監管執法和制度建設并重。“堅持治‘果’和治‘因’并重，對壟斷之‘果’要依法加大監管執法的力度，同時，要更加注重源頭治‘因’和過程治‘因’。”

“發展和規范并重”是針對平臺經濟的主要監管思路。在各類相關行政指導會上，都會首先肯定平臺經濟的發展態勢。3月15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從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高度出發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明確規則，劃清底線，加強監管，規范秩序”，同時要“加強開放合作，構建有活力、有創新力的制度環境，強化國際技術交流和研發合作”。

在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魏士廩看來，現階段針對平臺經濟反壟斷廣泛采用行政指導方式。“可能是出于效率考慮，認為能夠及時解決問題，避免后期大量調查、處罰導致司法資源浪費。這和中央的政策也有很強的關系，通過行政手段在輿論導向、社會效果等方面進行強調。”魏士廩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記者注意到，除了全國層面的行政指導，浙江等地也開展了對平臺經濟的監管探索。如浙江在2月26日上線了全國首個平臺經濟數字化監管系統“浙江公平在線”。在最新版本中，“低于成本價銷售”監測范圍由5個平臺擴大到8個平臺，“縱向壟斷協議”監測范圍由3個平臺擴大到7個平臺；“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監測已通過改造全程電子化登記系統和年報系統，實現對新增股權變動的動態預警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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