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市小商品城“義網通辦”代辦點。 記者 曾詩陽攝

上海自貿區積極優化營商環境，提出“只說yes不說no”的口號。圖為浦東國際人才城辦公場景。記者 佘 穎攝

為創造良好營商環境，義烏小商品市場開設消費維權站，圖為來自阿富汗的消費維權服務站成員阿茲茲。記者 曾詩陽攝

擰干“成本毛巾”里最后一滴水

——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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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放寬市場準入門檻、優化行政審批流程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措施相繼出臺，對于增強企業獲得感、振興實體經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仍有企業表示，希望能有更大力度、更加精準的政策出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了哪些成效?進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還有多大空間?經濟日報記者跟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多地進行了調查

“證照分離”改革信心滿滿

通過區分“證”“照”功能，讓更多市場主體持照即可經營，營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市場準入環境。調查表明，“證照分離”改革能大幅壓縮涉企審批事項辦理時間

“今年2月，我省在自貿試驗區武漢、襄陽、宜昌片區和16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正式啟動了‘證照分離’改革試點，8個月內新發展企業戶數超過54萬戶，改革惠及企業近800戶。”一見面，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彭明方就說起了這半年來的試點成績。

他所說的“證照分離”改革，正是國務院推動市場準入制度根本性變革的重要舉措，旨在通過區分“證”“照”功能，讓更多市場主體持照即可經營，營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市場準入環境。改革自2015年在上海浦東新區試點并在更大范圍復制推廣以來，大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為例，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凡從上海市浦東新區口岸進口，且境內責任人注冊地在上海浦東新區的首次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由審批管理調整為備案管理。備案后生成備案憑證，企業即可開展產品進口及銷售，比原來起碼節省了3個月時間。歐萊雅公司亞太區產品安全與法規事務負責人涂春怡透露，這項改革讓蘭蔻品牌的持妝粉底棒在上海實現了“亞洲首發”，加快了上市時間，還有一些季節性產品比如圣誕禮盒，也能實現全球同步上市。

調查表明，“證照分離”改革能大幅壓縮涉企審批事項辦理時間，在浦東，實際辦理時間達到3.3個工作日，比法定時限的22個工作日壓縮了85%。

為了在全國推廣浦東的試點經驗，今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在全國推開“證照分離”改革的通知》，明確要求從今年11月10日起，在全國范圍內對106項涉企行政審批事項按照直接取消、審批改為備案、實行告知承諾、優化準入服務等4種方式實施“證照分離”改革。

面對11月在全省范圍內推行“證照分離”改革的任務，彭明方充滿了信心，“我們已經對工商登記審批目錄進行了調整，將大部分照前證后置，目前工商登記后置審批事項有200項，前置審批事項調整為28項，為市場主體發展清除了障礙。另外，我們結合工作實際進一步壓減證照數量，在6月底實現了辦執照‘36證合一’。目前，我們正抓緊時間，結合各地試點經驗進一步完善審批和備案制度，為全面推開‘證照分離’打牢基礎”。

提升企業開辦便利度，不只靠自上而下的試點推動，也有各地的積極探索。“我們醴陵雖然不在湖南‘證照分離’改革試點范圍之內，但通過簡化登記程序，優化審批流程，也解決了不少企業開辦的痛點、堵點、難點。”湖南省醴陵市食藥工商質監局局長丁武華告訴記者。

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還有多大空間?“毛巾里的水”還有多少可以擰出?今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壓縮企業開辦時間的意見》，要求各地對企業開辦實施流程再造，將申請人依次向各部門提交材料的傳統流程，改為“一窗受理、并行辦理”流程。

“在政府政務中心里，我們已經建立起完善的一窗受理機制，每個窗口都可以辦理企業的設立、變更、注銷、備案等手續及其他行政審批和服務事項，并且全面免收工本費、復印費，切實為市場主體帶來福利與便利。”據丁武華介紹，醴陵市以實現“最多跑一次”為目標，正在試行營業執照辦理“當場辦結”制，通過聯合審批、聯合驗收、容缺受理、超時默認等措施全面縮減辦事時限。

對于《意見》提出的“2019年上半年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企業開辦時間壓縮至8.5個工作日”，丁武華表示，目前在醴陵開辦企業的時間已經壓縮到了3個工作日以內，其中企業登記環節2個工作日，印章刻制、發票申領環節各半天。下一階段，醴陵還將推動商事登記領域“證照聯辦”改革，將涉及多個部門的多個事項審批整合成“一件事”，實現“一套受理材料、一個聯辦系統、一窗受理出件”，真正變“多次跑”為“一次跑”。

中央政策好，基層穩穩接

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卓有成效。義烏電商行業證照辦理已經實現了一張身份證全通關，成為市場準入方便高效的典型

“證照分離”和“一窗受理，并聯審批”依靠的是各地大力建設數據共享平臺，打破市場監管、稅務、公安、銀行等部門間的數據壁壘，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實現市場主體各類信息的歸集共享、業務協同，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供技術支撐。

善于靠小商品做大生意的浙江義烏，又一次拿出了積少成多的成績單——2017年792項群眾辦理事項中，773項實現了“最多跑一次”，其中172項“一次不用跑”。

義烏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宋響自豪地介紹起當地的“義網通辦”，“‘義網通辦’依托浙江政務服務網，打造一個大數據中心，實現線下一窗式受理、線上一站式服務，推動市本級、鎮街、工作片、村居(社區)四級同步辦理，打造多端服務入口，創新更多數據服務應用”。

這套模式被總結為“1+2+4+X+Y”，成為義烏推進注冊全程電子化的抓手。此外，義烏建立起政務大數據中心，歸集了全市41個部門的近300個信息項，開放各部門查詢賬號1425個，有3億多條數據，通過一張網將咨詢、查詢、辦理、審批等政務服務融為一體，實現了“數據多跑路，企業少跑腿”。

更值得關注的是，作為中國電商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義烏電商行業證照辦理已經實現了一張身份證全通關，成為市場準入方便高效的典型。

據宋響介紹，近年來，義烏電商主體的年均增長率高達87%。目前，義烏市場主體總數已經突破43萬戶，突破第一個10萬用時近30年，第二個10萬用時6年10個月，第三個10萬用時2年8個月，第四個10萬用時僅1年11個月，“最多跑一次”跑出了義烏培育市場主體的加速度。

全程網辦大大提升了服務效率，便利了群眾創業興業。但對于未能掌握網絡技術或是所在地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的群眾來說，該如何搭上“不見面辦理”的直通車?

“為了解決‘互聯網+政務’服務中的‘數字鴻溝’問題，讓所有市場主體可以公平地享受福利，我們在每個鎮街、銀行甚至是一些大型社區內，都安排了業務員，為有需要的群眾提供手把手的網上辦事指導，把政策落實到群眾‘家門口’。”宋響說。

醴陵市更是將服務延伸到19個鎮所有建制村。“我們建立了‘局、所、站、員’四位一體的工作體系，現在全市各鎮、各街道都設有管理站，配有村級信息員，打通了市場監督管理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醴陵市食藥工商質監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近年來，該局不斷完善網格化工作模式，將全市分為1個一級網格、12個二級網格、33個三級網格，明確各網格負責人和工作職責，做到責任到人、任務到崗，消除服務盲區和監管空白。

在多地的政務服務中心內，記者都看到了導辦臺，提供業務咨詢、服務引導、填表指導等服務。“導辦人員接受咨詢時，應知應會的要做到一口說清，個人不能答復的，就引導到具體辦事窗口進行說明。如果無法做到現場答復，就做好記錄，告知答復時間，并在承諾時限內通過電話等方式一次性作出明確答復。”丁武華說，“中央的政策好，我們基層得穩穩接住了，要把實體政務中心、線上政務平臺、便民終端、服務熱線等各個渠道結合起來，讓企業和群眾切實感受到改革的決心和效果”。

科學監管保市場活而不亂

“2+1”抽查模式提升監管的科學性;佩戴“監管神器”保證執法的公正性;市場監管理念也從過去的懲罰性、前置式監管，轉為以事中事后監管為主的信用監管

隨著改革持續推進，市場準入門檻大大降低，市場主體數量蓬勃發展。截至9月底，全國實有市場主體1.06億戶，其中企業3362.8萬戶。商事制度改革以來，新創立市場主體已占總數的73%，新創立企業已經占總數的72.2%。

管得好、管到位，才能放得更開、減得更多。在此背景下，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確保市場活而不亂尤為重要。

早在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關于推廣隨機抽查規范事中事后監管的通知》，要求在市場監管領域推廣“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實現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抽查檢查結果及時公開。今年6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明確部署，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開”監管。

“更多的市場主體意味著更大的監管責任，為了確保監管效能，我們合理調整了‘雙隨機’抽查的頻率和密度，不能太頻繁，干擾主體;也不能過低，把一項常規性工作變成投機性工作。我們主要采取‘2+1’抽查模式，‘2’指的是省局每年組織集中抽查兩次，‘1’指各市縣每年自主安排抽查一次。”彭明方告訴記者，為了保證抽查檢查工作的質量，湖北省市場監管部門適當調整了定向抽查的比例和市、縣級自選動作的比例，將更多的人力物力放在涉及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重點領域和需要深度執法以促進規范經營的主體上。

除了提升監管的科學性以外，保證執法的公正性也是提升市場監管效果的重要措施。“我們要求所有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佩戴‘監管神器’，就是一套包括了監管端、移動執法端、公眾平臺APP、企業端在內的電子設備，可以對執法過程進行實時監測和全程記錄，杜絕任何權力尋租和不當得利行為的發生，既有利于解決執法擾民、執法不公等問題，提高檢查的權威性，也保護了工作人員的正當執法權利，增強主體守法經營的自覺性。”丁武華說，“此外，我們會不定期對被抽查的市場主體進行電話回訪，確保抽查過程中沒有發生濫權、越權、失職等行為”。

面對上億市場主體，僅靠全國的市場監管人員杯水車薪。隨著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進，市場監管理念也從過去的懲罰性、前置式監管，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管為主的信用監管。

2016年國務院印發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要利用好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完善信用監管體系，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2017年，湖北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通過驗收，成為全國第一個為落實國務院文件定制開發的省級信用信息交換平臺。”湖北省工商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截至今年10月12日，該系統已覆蓋全省17個市州本級和85%以上的縣(市、區)級政府部門，累計訪問量達到2.41億次，查詢量達到5612.8萬次，累計公示行政處罰信息4.18萬條。

在義烏，信用監管只靠一部手機就能實現。今年1月，由義烏市場監管局統籌開發的義烏市場信用APP正式上線，成為推進信用共治的有力抓手。該APP服務于中國小商品城內6萬多市場主體和每年往返于義烏市場的境內外1000多萬客商。

“采購商和消費者可以通過APP隨時查詢所有商位的信用等級，評價商戶經營情況，也可以查看商城誠信公示、失信公示名單，了解信用相關制度和政策法規。”義烏市場監管局小商品城分局副局長何冠群告訴記者，今年7月，該APP的安裝率已經達到90%，累計信用評價達30余萬條，市場信用分類監管模式取得了積極成效。

信用指數也成為相關部門實現精準監管、智慧監管的數據支撐。何冠群說：“我們根據經營者信用等級的高低實行較低、適度、較高三種不同頻率的動態監管，信用等級越低，抽查頻率越高，抽查力度越大，同時抽查結果也會及時納入經營者的信息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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