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誣陷”地鐵偷拍后的80天】在接受3-4小時的調查以后，第二天凌晨，何先生走出了派出所，他感到胸悶、無力，呼吸不暢，“心里很沉重”。他沒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徑直去了醫院急診科。CT、抽血、心電圖，一系列檢查下來，沒病，但“心”的確不舒服。從凌晨1點到凌晨5點，在等待檢查報告的時間里，他一個人坐在嘈雜的長廊里，用手機寫下6千多字長文，講述自己在地鐵被“誣陷”偷拍一事。兩天內，這篇發布在網上的長文閱讀量近2000萬。這是今年6月份的一天。當此事出現在自己身上時，何先生問自己，“為什么是我？”經歷重重困難，事發兩個多月后，8月25日，何先生收到了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的立案通知書，該院已經受理了他與涉事女乘客的“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件。“我的訴求是對方公開賠禮道歉、進行經濟賠償。接下來的，就交給法律。”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聚完餐坐地鐵，被“誣陷”偷拍

8月27日，紅星新聞記者見到了何先生，這是他在事發以來第一次面對鏡頭。這天，他穿著事發當天的著裝：襯衣、牛仔褲和那雙被指為偷拍工具的“反光運動鞋”。他至今依然想不通自己的這身裝扮，為什么會被認為是偷拍者。

今年6月12日，他的一篇自述長文傳遍網絡。文中講述了他在地鐵上被懷疑用鞋面偷拍女性乘客，并被要求當眾脫鞋、脫襪自證清白，后被架出車廂，單腳站立在人來人往的扶梯處，受眾人關注的經歷。

這是他不愿回憶的一晚，直到現在，他都不愿再回看那篇自述——他怕再次被拉扯進那樣的環境里，這讓他倍感壓抑。

6月11日，如果沒有那晚地鐵上的一幕，他當天應該是非常開心的。那一天，他在凌晨的黑夜中爬上龍泉山，看了日出；晚上還和高中同學聚了餐。在聚完餐回公司宿舍的地鐵上，意外發生了。

他記得，當列車到達成都地鐵火車南站后，有一名女性大喊起來“你是不是在偷拍”，被指偷拍的工具，正是他腳上的那雙鞋。當時，這雙鞋被指發著“綠光”，像是一枚攝像頭。隨后，列車安全員聞聲趕來，何先生被要求脫去鞋襪，隨后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架著下了列車。

此后，在等待警察到來的半個多小時里，他又被要求靠墻單腳站在乘客上、下的扶梯口。后續，雙方被帶到派出所接受問詢與調查，直到第二天凌晨。

何先生表示，這期間，他很少替自己辯解，就算對方堅持說他的鞋子上有“綠光”，有攝像頭時，他也保持克制，等待對方先講完。最終，警方調查后，證明了他的清白。在對方不情愿地說出“對不起”后，他才精疲力竭地離開。

8月29日，紅星新聞記者從警方了解到，當時經過民警檢查，就已查明何先生鞋子內未藏有偷拍設備，不存在偷拍的違法行為。之后，何先生起訴，他們也依法依規調取了當事人的信息。

“誣陷”的成本太低了，他想要回清白

從派出所離開，何先生沒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徑直去了醫院急診科。CT、抽血、心電圖，一系列檢查下來，沒病，但“心”的確是不舒服了。

他需要疏解，需要尋找車廂里的證人。有寫文字習慣的他選擇在網上還原，“讓大家知道遇到這樣的事，是怎樣的感受。”

發表長文的微博賬號是新注冊的，已隱去了個人信息，但意外的近2000萬閱讀量也讓他有些害怕。評論有好有壞，還有人說他在炒作。

何先生害怕個人信息泄露，怕被網暴，情緒壓抑，無法工作，當天就給公司領導請假。“總經理說他支持我，公司也支持我。”他不敢回宿舍，一個人去外面住了一周的酒店。

關注、留言的人越來越多，他就抱著電腦在酒店里一條條看網友給他的留言。他坦言，在無法向身邊人言說的時間里，陌生人的善意給了他莫大的支持與鼓勵。

何先生說，在派出所，其中一位女性曾給他道了歉，而另一位女性則拒絕道歉。但對方道歉的態度及語氣，讓他感覺敷衍。

他覺得自己全程什么都沒做，也沒為難任何人，卻僅僅因對方一句“有綠光閃過”“在偷怕”就被要求當著全車乘客的面脫鞋，被架著下地鐵，接受眾人注視，被拍下照片，被警察帶進詢問室……

“她們懷疑別人，我就要證明自己，但懷疑別人和證明自己的精力成本完全不對等。”他認為誣陷的成本太低了。而何先生明白，派出所無法因這樣一句話就給對方作出實質性的處罰。

法院已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立案

出了派出所，何先生便決定起訴維權，要回自己的清白，也要求對方公開賠禮道歉。他認為這是為了維護個人尊嚴的抗爭。

著手維權后，何先生發現這個案子不僅關系到他個人，或許還關系著“很多人”。他說，在自己的事情公布后，至少有5個在地鐵上被質疑偷拍的人曾聯系他（后來都被警方證明清白）。他們相互傾訴，想要一起維權。“我們不能閉著眼睛或是捂住耳朵說‘不存在’。”

他又聯想到曾經上過熱搜的類似事件。他認為，如果這些事件當時就有定性或有結果，他在處理這件事上就會有一個準則，“因為之前的不了了之，到后來我們遇到這些事時，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對、去處理。”

“維權也是想要一個結果，一個答案。”他認為還是需要一點“較真”，到底誰對誰錯，要有個定性，而不僅是一個調解。

但最終5位決定維權的人都陸續放棄了，最后一位堅持的人因為拿不到證據無法立案，于近日放棄。“他曾問我要不要堅持，我給的意見是自己要衡量，因為我的維權也很難，需要花很多精力。”

何先生介紹，僅這次起訴的律師費，就要花去他一個月工資，而他還要在準備考試、工作的同時去起訴，“派出所在南邊、律所在北邊、地鐵公司在東邊。”他常常要多方奔走，由于輿論關注度高，愿意接手案子的律師少，立案程序也更加復雜。期間他經歷了“無證據無法立案，未立案無法調取證據”的尷尬局面，又因管轄權異議，案件被退回補充證據。后來有兩位同車廂乘客聯系到他愿意為他作證，提供了書面的證人證言，才于近日獲法院立案。

法院出具的受案通知書顯示：何先生訴兩名女子“一般人格權糾紛”一案，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已受理立案。而在何先生的起訴訴求中，其要求對方公開道歉以及賠償損失。何先生表示，他原本只想讓對方賠償1元錢，后來還是按正常的金額去做了主張。

對于何先生的起訴，四川一上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師認為，整個維權過程，何先生都表現得非常克制及冷靜，他沒有選擇過激的方式，而是走正當程序維護自己的權益。從他個人而言，是支持何先生維權的。他認為，這個維權并非多余或是過激，出現類似情況就應像何先生一樣通過正當手段維護權益。在林小明律師看來，何先生之所以維權并非僅因“誣陷”，而在于誤解他人的一方未能誠摯對誤解致歉。“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當誤會得到澄清時，有錯一方應真誠道歉獲取被侵權人的諒解，否則，就應當以法律的方式讓相關人員明白界限所在。

“真正勝訴的那一天，會取下口罩”

何先生認為，對方必須意識到自己錯了，站出來覺得自己做得不對，然后道歉。如果自己都不覺得有錯，“只是因為別人或法律的要求而道歉”，他作為當事人不能接受。

何先生是四川南充儀隴人，他說老家的人不會過多關注網絡事件，就算知道，也不會知道當事人就是自己的家人。為了不讓家人、朋友擔心，這件事他沒跟任何人說，他認為當天一起聚餐的同學可能通過新聞報道能聯想到就是他本人。可他沒說，大家也都保持默契地心照不宣。

這次采訪，是他第一次面對鏡頭，他要求將口罩戴上，他說其實自己是一個很隨性的人，戴上口罩說話是一件很難受的事，“直接說話要坦然很多……但不想他們為我擔心這么久。”

何時能取下口罩？他認為是案子真正勝訴的那天。

現在，他已不想再坐地鐵，就算上了地鐵，也會先摘掉眼鏡，盡量找一個人少的地方坐或者站著。如果要看手機，“就這樣平著看，不敢立著看了”。他怕同樣的事情再來一次。

為了撫平心里的傷，何先生說自己做了很多努力，除了向人傾訴以及汲取網友的鼓勵外，最主要還是得靠自己。

他覺得自己的內心還算強大，在經歷這件事后，心理承受能力會更強一些，“一點一點成長。”至于這樣的傷痕多久能愈合？“只是好些了，我覺得訴訟完成了，我會好很多”。他也知道“時間是一劑良藥”，之后他要將更多精力花在考試和工作上。

采訪最后，鏡頭跟著何先生一起往前走，他突然轉頭笑著說“是不是要這種走向光明的感覺……”

當天，是個艷陽天，天空特別的藍，那一刻，他剛從房屋的“陰暗”處走向了“陽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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