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動機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近日，#北京一外賣騎手違法超車致人死亡#沖上熱搜。北京交管部門披露稱，一名外賣員駕車在西城區一路段超越小轎車時，撞上了一名過馬路的行人，送醫后，行人經搶救無效死亡。事發當時，外賣員超速行駛，且未靠右行駛，存在多項過錯。

對此，很多網友留言稱，在生活中，外賣騎手闖紅燈、逆行、超速等交通違法行為已司空見慣，嚴重影響交通秩序，亟待整治。公開報道顯示，外賣騎手因交通違法導致的交通事故乃至亡人事故也是屢見不鮮。

外賣騎手上路為何“玩命”飛馳？如何解決這一亂象？對此，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騎手們送外賣時經常上演生死時速，我們根本攔不住。”北京市朝陽區某十字路口的交通勸導員王麗如是說。每天午高峰和晚高峰時段，王麗總能見到許多外賣騎手從眼前“一閃而過”——不論紅燈還是綠燈；也見過不少外賣騎手因此發生交通事故。

騎手郭坤就是其中一名“超速行家”，他向《法治日報》記者坦言：自己曾在一次配送過程中，2次闖紅燈、3次逆行，全程時速多次超過50公里。“我當然知道這樣不安全，可如果不這么做，就無法按時送到。如果配送超時，扣的錢比該掙的還多。”他說，“做騎手的，哪個沒闖過紅燈，哪個沒超過速？”

隨著互聯網訂餐行業的發展，外賣送餐越來越方便人們的生活，但與此同時，對速度的追求導致騎手們無視交通法規，事故發生率呈高發態勢。記者近日走訪北京多個十字路口發現，外賣騎手闖紅燈、逆向行駛、超速等交通違法行為突出，部分騎手在駕駛過程中還存在看手機、接電話等分心駕駛行為。

騎手路口無視紅燈

超速逆行極為常見

7月17日下午6時許，外賣騎手送餐的高峰時段。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個連著商場與眾多寫字樓、居民樓的十字交叉路口，記者觀察發現，30分鐘內有70多名騎手從路口經過，其中逆行、斜穿馬路、闖紅燈的多達35人。

該路口四周有很多餐飲店，數十輛外賣電動車將人行道占滿，行人通行只能沿著馬路邊走。騎手們接單取餐后，騎著電動車直接沿人行道逆行駛入馬路。

只見，幾名騎手往左側看了下，見汽車與自己還有一段距離，便駛上人行道沖向馬路對面，全然不顧紅燈的警示；到馬路中央時，因右側車輛多且速度較快，騎手們停了下來，有的拿出手機低頭查看信息，有的趴在電動車頭上等待，有的則時刻觀察著路況，一旦有“空檔”立即加大馬力“沖刺”過去。

郭坤經常在這一帶送外賣，配送半徑最遠達5公里，一筆訂單的配送時長在30分鐘至60分鐘不等。他告訴記者，一個騎手在送餐高峰期，手上可能同時有六七個訂單，配送時間幾乎重疊，要想不超時，只能盡量壓縮每一單的配送時間。系統會給每一單提供路線導航，但配送時間是根據最短路線計算出來的，有的最短路線甚至包含了逆行路段。如果不逆行、不超速，就不可能每單都按時送到。

一旦送單超時，代價高昂：根據超時時長，扣取一定比例的配送費，有時扣取比例高達70%。“大家都是掙辛苦錢，不得不快。”郭坤說。

在北京從事保安工作的張毅，假期會去做兼職騎手。“肯定想多送幾單，多賺點錢。”他說，國標電動車最高車速只有25碼，正常最多一次只能拿2單至3單，如果想多送幾單，速度再快點，就得鋌而走險改裝電動車，為了不超時，送單過程中必須時刻盯著時間，闖紅燈和逆行在所難免。

尤其是在最易“爆單”的雨天，騎手們往往要一邊趕路一邊安撫著急的顧客。有一次趕上暴雨天，顧客下單1個小時左右，張毅才接到這一單，接單后，顧客立刻給他打電話，催問為何下單1個小時了還沒送達。而實際上，騎手配送時間是從接單開始計算的。

“雨天路不好走，車速過20碼，剎車就容易打滑、摔倒，加上下雨影響視線，所以配送時間比晴天會長一些。”張毅說。

來自廣東廣州的兼職騎手羅宇面臨同樣的困境。他每天只跑三四個小時，集中在午餐和晚餐時段，平均一天完成十幾單，有系統派單，也有自己搶單。雖然多接單存在超時風險，但羅宇仍然希望能夠多接一些，因為多接單才意味著有錢賺。而當手上單子多起來時，闖紅燈、逆行對他來說也成了家常便飯。

交通事故數量上升

雙方權益難獲保障

騎手超速、逆行、闖紅燈，導致交通事故數量不斷上升。

據湖南長沙交通事故處理中心工作人員介紹，交通事故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外賣騎手，多數情況為闖紅燈、逆向行駛，尤其騎行時看手機的現象比較普遍。近年來，外賣騎手的交通事故率呈上升趨勢。

王麗在執勤時見過不少騎手因橫沖直撞發生事故，“特別是十字路口，交通事故率較高”。

8月1日晚上，天空正下著雨，記者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小區內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外賣騎手穿著雨衣，雨帽半遮眼，一邊接電話一邊騎行，完全沒有注意到前方行走的路人，等他反應過來后急速轉彎，電動車直接滑倒，保溫箱內的外賣撒落一地。

而對于騎手來說，一旦出了事故，賠償往往很難實現。

在北京做騎手的劉林，有次送外賣時被汽車撞傷，手臂外側留下一道長達5厘米的傷疤。“司機有保險，保險公司讓我提供收入證明計算誤工費。我當時的月收入是1萬元左右，可找平臺開收入證明時，平臺卻說這與他們沒有關系，最后保險公司根據最低工資標準賠付的。”

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的，還有被外賣騎手撞傷的路人。

北京攝影師王萍萍曾在工作途中被一名外賣騎手撞傷。事故發生后，交警認定騎手承擔事故全部責任，可騎手個人負擔不起，于是找平臺公司，對方卻將責任撇得一干二凈，“為了避免傷害，以后只能盡量離‘飛馳的’外賣騎手遠一點”。

多種因素導致亂象

平臺算法有待完善

“玩命”求快的原因，多名受訪騎手提到，一方面是自己為了多接單多賺錢，另一方面是為了平臺績效考核以及避免超時被懲罰。

記者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外賣平臺推行計件工資，騎手收入主要來源于“跑單量”提成，接單量越多賺得越多。此外，騎手的身份等級取決于騎手的“蜂值”，而“蜂值”是通過出勤率、接單量、響應率、好評率等多個維度計算出來的，“蜂值”越高，派單量越多。騎手們拼命跑單保數據，爭“蜂值”，因為它和收入息息相關。

吳杰是某外賣平臺外包配送公司山東泰安站點的站長。他告訴記者，外賣平臺通常只負責商家入駐和商家訂單生成，配送服務外包給各配送公司，再由各配送公司下面的地方站點提供配送服務。

“不同配送公司的獎懲制度基本相似，只是計算規則各不相同。比如山東地區平均單價4元，在此基礎上獎懲制度較為寬松，北京地區平均單價6元至8元，獎罰制度更為嚴格。騎手績效考核，最重要的是準時率、滿意率、違規率、出勤率。”吳杰說。

關于騎手獎勵，吳杰介紹，全職騎手主要有全勤獎、單王獎（當月訂單本站點排名前三）、訂單總量工資、訂單階梯獎、惡劣天氣補貼、距離補貼、重量補貼、夜間補貼等；兼職騎手主要有訂單費用、各種平臺活動獎勵如“老帶新”和“沖單獎”等，其他補貼主要看商家意愿，如果一個訂單長時間沒有騎手接單，商家會提高單價。

記者從吳杰處了解到，對于全職騎手來說，每單固定4元配送費，如超出配送范圍1公里補貼1元，超出配送范圍兩公里補貼1.5元。如果嚴重超時（指超出訂單配送時間30分鐘以上），每單罰款5元。對于兼職騎手來說，超時3分鐘扣本單配送費20%，超時3分鐘以上扣50%。

“關于投訴和差評，全職騎手如果遇到此類情況，要么和顧客協商，要么只能接受罰款。”吳杰說，“兼職騎手則是根據情況扣減個人信譽分，信譽分不足時禁止接單，需要在線培訓答題才能恢復接單權限，更嚴重者永久封號。”

也有騎手提出，平臺的路程運算法則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配送時間是根據路程來計算的，不會根據商家出餐快慢、餐大餐小、路上有無特殊情況等問題來判斷衡量。

張毅最怕給正在改造中的小區或高檔小區送外賣，這類訂單最易超時，車輛無法進入只能徒步送進去，走進小區后發現沒有樓號或單元號，只能不停地打聽和電話詢問客戶。有一次，他就因為一時找不到地址又聯系不到客戶，多花了20分鐘才將這一單送達，這時，留給下一單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交通法律實務專家、北京市凱亞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董來超長期關注外賣騎手權益問題，他總結騎手交通違法行為頻發的原因，除了騎手自身交通規則意識不強、缺乏安全教育外，平臺派單模式和算法是重要原因。

“一些平臺派單模式不合理、扣單費用過高。外賣騎手的月收入基本上都是依靠配送費提成，如果按照一筆訂單獲得5元左右的配送費算，那么一天如果送30單，騎手可以賺150元；但若超時，騎手通常就要被扣除一定比例的配送費；如果顧客退單，騎手更需要承擔全部損失。”董來超說，此外，一些平臺算法單一，計算預估到達時間過短，騎手只能賣命飛奔。

“甚至有的平臺為了安撫用戶，用戶手機上顯示的騎手到達時間和騎手手機上顯示的到達時間不同，用戶手機上的時間往往會早1分鐘到2分鐘，這就導致騎手為了不拿差評，必須在路上飛奔。”董來超說，此外，一些提供外賣的商家出餐慢，在尚未出餐的情況下就已經點擊了“配餐完成”，導致騎手等待時間變長，路上時間受到擠壓。

聯動監管治理亂象

持證上崗刻不容緩

今年4月，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等聯合印發《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提出平臺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考核要求，可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在線率等考核要素，適當放寬配送時限。網絡餐飲平臺及第三方合作單位要依法為建立勞動關系的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險，鼓勵其他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險。

記者觀察某外賣平臺發現，其試點將“預計送達時間點”改為“預計送達時間段”，且設置“準時寶”對訂單配送時間進行保障，若騎手未在該時間段內送達，平臺將會根據超過時間賠付相應的金額。不過在騎手端的接單頁面，依舊顯示要求在多少分鐘內送達，具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但騎手可通過上報商家出餐慢來延長配送時間，該配送時間從接到訂單后開始計算。

平衡外賣騎手“降速”與“收入”之間的矛盾迫在眉睫。

多名受訪專家和業內人士提出，治理外賣騎手交通違法亂象離不開聯動監管，一是對平臺的監管，二是對騎手的監管。

董來超建議平臺調整考核規則、優化算法。目前很多外賣平臺沒有建立起一整套激勵外賣騎手減少交通違法行為的機制，比如對于沒有出現交通違法的外賣騎手給予獎勵等；可充分利用大數據智能分析，制定標準，將交通擁堵花費的時間從騎手考核中去除，同時將不合理的差評不予考慮。

“此外，平臺與騎手之間的法律關系也亟待明確。目前騎手和平臺公司之間的管理主體不明確，存在復雜的社會管理模式，如專送模式、勞務派遣模式、眾包模式、個體模式、代理模式等，導致管理松懈。因此需要完善立法明確管理主體，當騎手或平臺公司權益受損時，能得到有理有據有法的社會救濟。”董來超說。

在他看來，設置嚴格外賣騎手行業準入制度刻不容緩，建議讓騎手持證上崗。比如，確定一個社會管理主體對騎手進行培訓，培訓結束后持證上崗，每年對騎手進行考核評估，如果交通違法行為達到一定次數，則次年就不能通過年審，通過源頭管理形成有效監督。

北京聲馳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偉也提出，平臺應該通過優化算法設計等措施，盡量使企業經濟效益、騎手收入與安全性達到平衡。

“平臺對于顧客的不滿、投訴如何處理？是簡單對騎手進行處罰，還是通過其他途徑解決，需要更多思考，盡量在滿足顧客要求的同時避免給騎手過大壓力，防止出現騎手不顧安危拼命加速送單的情況。”劉偉說。他還建議，相關部門可以通過不定期巡查形式，督促平臺建立和完善外賣騎手訴求反映渠道和程序，比如簡化程序，縮短流程，外賣騎手的相關訴求交由第一責任人負責，及時給予反饋，反饋時間應盡量控制在24小時之內，以便及時化解矛盾。

（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

來源：法治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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