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即將迎來全面小康的歷史節點，回顧40余年的“小康進程”，在不確定的變局中主動應變、改創新局，是“中國故事”的突出特征。在浙江，已至“四十不惑”的民營經濟正是極具代表意味的變“局”者。

作為中國市場經濟先發地，浙江的民營經濟貢獻了該省65%的GDP，74%的稅收，87%的就業，91%的企業總數。從最初的馬路市場、雞毛換糖，到買賣全球、影響世界，四十余年，危機意識、敢于求變讓浙江民營經濟贏得“面子”，也于“里子”層面闖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小康之路”。

近期記者在浙江采訪了多領域的民企負責人，探解“局中人”眼中的民營經濟蛻變。他們眼中的“環保型和包容性增長”“更具底氣與抗風險能力”“創新驅動動能釋放”等，也成為觀察中國民營經濟崛起史的可選視角。

浙江制造的“綠意”

雖車間機器還沒有全部開滿，但70歲的詹有耕對企業時下的元氣恢復仍感到滿意。

“國內需求在逐步復蘇，受下游合作商的國外市場因素以及停產1個月的影響，我們上半年營收下降了4.5%。但有些月份的銷售已超過去年同期。”作為奧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詹有耕已帶領這家主產鋁電解電容器零件的企業走過46年。

從一家在豬圈房里起步的機械廠，到如今的新三板掛牌企業、全球鋁殼制造的隱形冠軍，從4個人艱難起步到在杭州、蘇州、東莞共擁有員工600余人，這家企業凝聚了詹有耕畢生的心血。談及企業變化，不斷向“綠色”靠攏是他最深切的體會。

這種感受體現在奧星電子的廠區里。在其車間一側，一片空置區域內正在進行設備地基開挖工作。不久后，企業新購置的鋁殼清潔生產升級項目的設備將安置于此。

“雖上半年收入有所下降，我們還是投入800萬元打造這一項目。”詹有耕介紹，該設備運用純物理的逆流吸收工藝處理生產產生的尾氣，實現全回收利用和在線達標排放，在綠色生產上更進一步。

把企業復工后第一筆也是今年最大的一筆投資，用在更環保、更節能上，這是企業尋求環保型發展和包容性增長的主動選擇。而這種主動性，也體現著浙江制造在應對時代變化和要求中，逐步產生的發展思維、應變之策。

在浙江，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曾成就了民營經濟的最先雛形。隨后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讓該省生態承載壓力愈發加大。

原浙江省長呂祖善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表述世紀之交浙江的環境問題——“經過20多年的發展，可以說浙江很少有地方不被污染的。到2003年，浙江廢水排放總量、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工業固廢產生量比1990年分別增長84.8%、300%、130%。當時全省69個縣級以上城市中，66個被酸雨覆蓋，其中33個為重酸雨區。”

彼時在官方層面，“八八戰略”提出創建生態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提出讓浙江明確方向。微觀層面，該省數以萬計的制造企業亦開始綠色覺醒。

以奧星電子為例，其早先于很多企業建立內部垃圾焚燒設施。而在2004年企業籌建鋁板帶車間、面臨熔鑄燃料選擇時，企業沒有選擇會產生污染的煤或油，而是多花數倍成本在當地率先用上天然氣。

在制造業摸爬滾打一輩子，詹有耕說，“健康的企業一定是與時俱進、追求綠色和生態的企業，這是我們創百年企業很重要的一條。”

從整體看，由灰色向綠色，以實現環保型和包容性增長為目標帶動技術水平、管理理念等提升，是浙江民營經濟在全面小康的歷史區間、在產業鏈低端邁向中高端過程中表現出的時代特征。

以過去五年為例，根據該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水環境方面浙江221個省控斷面中，截至去年Ⅲ類及以上水質斷面占91.4%，較2015年提升18.5個百分點。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平均每年下降3.76%。

外貿：在最難時看見底氣

浙江經濟素以高外向度著稱。外貿亦是觀察該省民營經濟的一面鏡子。

“越是困難越要堅持。危中有機，就看如何轉危為機。”這是寧波斐戈集團董事長、高級經濟師施云對待當下的態度。采訪當天，施云要參加企業內部的多個會議，甚至中午吃飯休息都無法保障。他對這樣的“連軸轉”不以為然，畢竟現在企業正面臨最艱難的時候。

成立于1992年的斐戈集團以服裝外貿為主營業務。上半年，由于一個月的停工停產，及海外疫情導致的訂單減少或取消、收貨延長等，企業服裝出口總額下降15%。

較許多外貿企業幸運的是，斐戈集團此前及時轉產口罩、防護服等，供給政府、醫院的同時，也通過出口帶動上半年營收增長12%。

對于“最艱難”的感受，施云解釋主要是因大環境的嚴峻。“這幾年外部經濟環境不是很有利，加上市場向東南亞轉移的沖擊帶來搶訂單、壓價等問題，企業壓力非常大。像原來五千至一萬件是小訂單，現在已算大訂單了。”

做外貿近30年，在施云眼里，最難的時候也能看到浙江外貿更有底氣的一面。“能明顯感覺到浙江外貿近年的抗風險能力越來越強，大家不會像以前一樣受到外部影響就盲目悲觀。這與我們的產品愈發多樣化、自主研發能力提升、優化客戶分布、擁有新的商業模型、統籌兩個市場等有關。都在積極想辦法，自然就有了底氣。”

如斐戈一方面在國際上不斷拓展市場布局，同時開展跨境電商業務，一方面在數年前打造了女裝中高端品牌“FIOCCO”主攻國內市場。為帶動產業鏈發展，企業還發起成立紡織服裝產業創新服務綜合體“云裳谷”，加強協同創新。

“‘云裳谷’已聚集紡織服裝產業鏈上下游的50余家中小微企業，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入園的企業不僅是租戶，也是資源共享者，可以足不出戶在這里完成一系列項目。”施云把該平臺看作企業高質量轉型發展的一次嘗試，他希望企業將來能把這一模式復制出口。

其眼中的底氣還與政府對外貿企業的支持有關。“疫情期間我們得到了針對外貿企業的貸款授信及防疫專項資金支持，對企業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球疫情擴散、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經貿摩擦“三大要素”交織的背景下，為幫助外貿企業保訂單、拓市場，浙江商務部門舉辦了162場以一國一品為特色的網上交易會，對接46個國家。聯合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打造“訂單貸”融資模式，助企業新增貸款超1100億元。浙江省商務廳廳長盛秋平公開表示，“穩住7.7萬家外貿企業，就是穩住了發展。”

上半年浙江外貿表現可謂不俗。該省出口從3月開始連續4個月保持同比、環比正增長，上半年出口10858億元，增長3.3%。

數字經濟與無窮可能

互聯網的出現與應用堪稱小康進程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當信息技術開啟新的大變局，浙江民營經濟再度因勢而變。

數字經濟的崛起便是如此。在浙江，其已成為強勁“后浪”，用創新帶來無窮可能。

“如果未來我們需要的東西，都能通過無人機配送快速獲得，那這種場景就會很爽。”相比于從事制造、外貿的企業家，杭州迅蟻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庾航的話語風格有著強烈的“80后”色彩。

這家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生團隊創建的企業，致力于構建大規模機器人運力網絡(無人機物流)。他們希望用技術的力量，讓物的傳遞及時高效、再無阻隔。

企業成立5年已研發出多款適用于不同配送場景的無人機，基于AI算法等先進技術的云端調度平臺也已運行成熟，實現了配送全流程無人工干預。“在產品的研發和針對物流場景的運行上，我們擁有核心的技術壁壘。”庾航說。

作為時下衍生的新技術、新業態代表，這家企業創造出多個“國內第一”。如拿到國內第一張城市內物流無人機試運行牌照、完成國內第一次無人機O2O生鮮配送、開通國內首條無人機郵路、運營國內第一個商業化的無人機速運網絡、完成國內第一次無人機集群跨海配送……

迅蟻的無人機配送場景應用，也讓曾被人們設想過的畫面在多地成為常態。郵政快遞方面，如今在浙江、四川、貴州等的一些山村，企業與中國郵政合作投入20余臺無人機擔任“郵遞員”，提升送達時效。在杭州余杭區，結合當地醫共體建設，多個基層衛生服務站的檢測樣本可搭乘每天的無人機“航班”被運送至上級醫療機構檢測，偏遠地區患者當天就能拿到結果，省去了以往看病多次跑的麻煩。

“未來，我們在建立空中物流網絡的同時，還可利用匯集的大數據為城市管理提供幫助，這更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在庾航看來，基于數字技術、用新的物流手段改變生產生活模式，既能創造巨大的經濟價值，也能帶來更多的社會價值，這便是創新釋放的動能作用。

他認為，因信息技術在方方面面的滲透，變化多端堪稱數字經濟的最大特點，也帶來了巨大的需求市場。數字經濟企業多在一些“前無古人”的細分領域專注創新，這讓它們更容易站上行業前沿，獲得先發優勢。

在浙江，如同迅蟻般的數字經濟企業總量數以萬計。雖是后來者，但一個個點的創新力量匯聚，足以爆發出裂變效應。目前，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浙江GDP比重已超過10%。在杭州等地，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50%。

“浙江民間的創新力量是無窮的，它支撐著浙江經濟在經濟下行中再一次煥發‘青春’。”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新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說。

上述，是來自企業的微觀故事，也是來自浙江民營經濟的趨勢體現。以其為代表，諸多新特質正組成著更加健康的民營經濟發展范式，在未來為浙江發展提供更強推力。(王逸飛 錢晨菲)

關鍵詞： 浙江民營經濟的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