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的夜里，你望著駱駝眼睛溫柔……在冰山腳下，你看見草長得高過馬頭”，歌手張楚1993年發行的這首《走吧》，于建軍反反復復聽過了很多遍。他是資深的搖滾樂迷，從青年迷到中年，骨子里始終流淌著一股躁動的熱血，盡管這與他的職業身份似乎并不相符。

作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于建軍幾十年來的大半時間都是在調查與發掘的野外度過的。這是一項極度理性和嚴謹的工作，并且伴隨著艱苦與乏味。有時候，他會在考古現場也放上幾首喜歡的歌，借著躍動的旋律緩解疲憊，同時眺向遠處的戈壁或者草原，望著駱駝和馬群像是從歌里走出一般，如詩如畫，沉醉驅散寂寞。

在于建軍的考古經歷中，類似的浪漫時刻時有閃現。例如在通天洞遺址的夜晚，他曾見過漫天的繁星，密密麻麻，無邊無際，如一雙雙眨動的眼睛，俯瞰著人間的萬古千秋、滄海桑田。那一瞬間，他仿佛感覺到身后還有一群守在篝火周圍的人也在舉目仰望——那是4.5萬余年以前的先民，是新疆這塊廣袤土地上最早的定居者。

其實這片璀璨的星空，降臨過無數個寧靜的夜晚。當地的牧民每日伴它入眠，卻沒有誰做過同樣的聯想。而倘若將時間回撥十年，于建軍也斷不會有如此神奇的感觸，畢竟長期以來的考古發現只能證明，新疆境內的人類文化遺存最遠不過距今萬年。

一切的改變都是從幾塊被偶然撿起的陶片開始的。

洞里乾坤

如今的通天洞遺址周圍，依然可以在草叢間零星地發現散落的陶片或者石片，尤其下過雨后，那些淺埋在表層土壤中的碎片顯露的概率更高。只是如果不是專業的考古人員，這些東西并不會被輕易地認出來，因為乍看上去與普通的土塊石塊幾無二致，事實上過去的很多年里，它們正是這樣為牧民所忽略的。直到2014年的一個夏日，學者張鐵男來到了這里。

上圖：通天洞遺址遠眺。下圖：通天洞遺址附近地面散落的陶片。攝影/本刊記者 徐鵬遠

作為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北疆文物專家組成員的張鐵男，當天在完成塔城地區和布克賽爾縣的檢查指導工作后途經阿勒泰地區的吉木乃縣，順路參觀了一處風景別致的牧場。與通常的牧場不同，這里并非一馬平川的草原，而是在茵茵綠草間矗立著許多體量龐大、造型奇特的巨石，當地的哈薩克族稱其為“奧地葉”，即“神石”。

流連美景的同時，張鐵男不經意間在一條沖溝里看到了兩塊陶片。仔細觀察后，他發現這是兩片夾砂紅陶，表面有刻畫壓印的紋飾，具有明顯的歐亞草原新石器—青銅時代特征。

牧場所在的這片區域，是新疆寶貴的豐水區之一，自古以來適宜生存，周邊的地方之前就發現過江賽提遺址、薩爾闊拉墓群、克孜勒吐育克墓群、森塔斯石人墓、松樹溝闊克拉薩墓群、庫熱薩拉山頂墓群以及克孜勒闊拉巖畫等多處不同時期的遺存。因此這兩塊非同尋常的陶片也許意味著，此處可能同樣埋藏有某個遠古時代的隱秘信息。

就在張鐵男陷入思索的時候，又一處別樣的景致映入了他的眼中：那是一個將近兩層樓高的石洞，開口和進深都十分寬敞，內壁上還有幾個小洞穴，看上去好似一套房屋齊整、廳堂開闊的小院；抬頭望去，一個形似蝙蝠張開翅膀的洞口懸于頂上，如同天井一般將陽光透進洞中。人們給這個洞取過一個名字，喚作“通天洞”，在巨石環列的方圓幾百平方公里內，它是唯一一個垂直有“天窗”、水平有“大門”的石洞。

專業直覺告訴張鐵男，通天洞的存在一定與陶片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他立即拍下幾張洞穴的照片，連同陶片一起發給了老同事于建軍。看到照片，于建軍的心情也頓時激動起來。“我們倆有一個(共同)判斷，這個地方是一個重要的遺址，至少是青銅時代的一個洞穴遺址。”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10月初，于建軍向所里提交了一份報告，希望能前往通天洞看一看。只是當時天已入秋，所里決定等到來年再展開調查。2015年7月，當于建軍終于站到了通天洞的跟前時，他發覺這個洞穴比照片上的還要大得多，而且除去最大的洞穴外，還有著兩個略小的洞穴，從正面看上去，近似一個“品”字。

在最大的洞穴里，于建軍和同事們還發現了一片約30平方米大小的堆積，從中采集到一些石杵殘件及手制夾砂灰陶、紅陶片。這些陶片的形制和紋飾與1965年從切木爾切克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基本一致，再次印證著這片遺址可以向青銅時代追溯的判斷。

調查歸來，于建軍立即著手整理發現與撰寫報告，向自治區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進行匯報并申請發掘。2016年初，申請獲得批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即組建了“通天洞遺址考古發掘隊”，于建軍擔任隊長，當年6月，考古正式展開。

發掘從最大的洞穴和它左側的洞穴開始，分別編為1號洞穴和2號洞穴，在1號洞穴內和2號洞穴口各布置了一處5米×5米的探方。

因為得天獨厚的條件，1號洞穴曾長期被牧民當作棚圈使用，地上堆著厚厚一層牛羊糞。考古隊員首先花費了大量時間將它們清理干凈，露出下面的黑色粉砂土，然后發掘了僅僅15厘米，一把鐵刀及一些動物骨骼、石制品等便浮現出來。經過比對，這把鐵刀確定為2000多年前的遺物，說明這一地層屬于早期鐵器時代。發掘繼續向下，土色變灰，刻劃紋、壓印紋陶片接連出現，青銅時代地層被揭開。再往下，土色變為了單一的黃色沙土，自然堆積層開始出現，其中只有少量石制品，一些隊員覺得發掘或許已經到底了。

然而根據洞穴寬闊的開口和低矮的高度，于建軍卻判斷地層深度遠不止于此。他讓隊員接著向下，又發掘了60厘米左右以后，鎬尖碰到了堅硬的巖石，大家覺得這一次應該已經到達基巖了。于建軍蹲在探方里，仔細觀察著腳下，他感覺這依然不是真正的基巖，而只是板結的巖石碎塊，可能來自洞頂塌落。于是他決定，繼續挖。

十字鎬敲擊在巖石上，叮當作響。鎬把斷了一根又一根，鎬尖禿了一個又一個，就在所有人都生出厭倦的時候，巖石終于被鑿穿了，大量的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出現在眼前。后來經過對動物化石的碳-14測定，這一文化層堆積的年代可以確定在距今約4.5萬年左右，這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結果，它不僅意味著挖開巖石層的辛苦沒有白費，更表明通天洞遺址的上限并不止于此前猜測的青銅時代。

填補空白

在可查的文字記載中，新疆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盡管在《逸周書》《山海經》《穆天子傳》《管子》等先秦典籍與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中也有過一些相關的記敘，但因多帶有傳說色彩，并不能完全作為信史。

隨著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發現樓蘭古城，現代考古學的關注視角投向了這塊古老的土地，更多歷史的真容開始浮現。史前時代的神秘面紗也隨之終于被揭開，不僅青銅及早鐵時代的樣貌逐漸變得清晰，更為久遠的石器時代也不再渺然：從羅布淖爾到三道嶺，從七角井到柴窩堡，從伊爾卡巴克到吉日尕勒，一眾石器時代的遺址和遺物陸續發掘，新疆的人類活動史在時間坐標上被大大地向前延伸了。只是，這些發現基本來自地面采集，缺乏明確的地層和測年依據，難以確定其具體年代和發展序列，尚且無法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對于新疆而言，石器時代考古在很長時間里都是一個薄弱的環節。“新疆——尤其天山以北地區——是整個歐亞交通的主要大通道，所以石器地點應該非常豐富。但這邊的埋藏條件比較特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副主任王永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于新疆地處亞洲內陸干旱區，土壤不易固定，對于早期遺址的保存非常不利，也難以形成文化層堆積，“所以發現和發掘都比較少。”

正因如此，當巖石層下面的石制品出現時，于建軍沒敢貿然地做出判斷。他將它們一一拍成照片，發給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國內舊石器考古的代表性學者。后者在看過照片后當即認為，通天洞的這處遺址應該是一個舊石器時代遺址。

一個多星期后，王幼平來到了通天洞。在對遺址和出土遺物進行仔細觀察后，他再次確定這就是一處舊石器中期遺址，并且具備典型的莫斯特文化特征。

莫斯特文化，最早發現于法國多爾多涅省萊塞濟附近的勒穆斯捷巖棚，是距今10多萬年甚至更早到距今4萬年前后，廣泛分布在歐洲、西亞至北非等地區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其技術特點被稱為石器技術模式3，以高度預制的勒瓦婁哇石核以及較高比例的勒瓦婁哇石片石器為主要代表。相比于傳統的石器技術，勒瓦婁哇技術更加高效、精致，對石材的利用率也有所提高，是古人類在認知和行為能力上的一次飛躍。

王幼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文化類型和技術模式此前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都沒有清楚的發現，因此通天洞遺址可以說填補了一項空白，為進一步探討東西方舊石器文化關系與古人類的遷徙擴散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通天洞的歷史大門就這樣被推開了，一道耀眼的光亮穿越著數萬年的塵埃照射過來。當然，大門僅僅只是開了一道縫而已，許許多多的未知仍然等待著探索。比如借助中國科學院遙感所的探地雷達和電法物探，1號洞穴的探方底下就顯示出了6米的深度空間，不排除還有堆積的文化層，洞外的平曠處則反映出埋藏物的信號，很可能是比較大的墓葬，甚至在洞口對面的崖壁下同樣探測到了洞穴和文化層堆積的存在。再比如，2號洞穴的探方才剛挖下一半不到的深度。

從2017年到2022年，通天洞遺址又繼續經歷了6次發掘，更多的驚喜接連出現。1號洞穴的舊石器堆積層內發現了三個有疊壓關系的火堆遺跡，很可能是新疆地區的人類最早燃起的火焰；2號洞穴探方及洞外平曠處發現被破壞的石板墓葬、柱洞、灰坑、灶坑等以及疑似墻基的弧形分布石塊，出土了陶片、石器和少量的銅器、鐵器、骨器等。

在兩個洞穴的探方中，大量的動物骨骼也頗為引人關注。它們包括犀牛、棕熊、小型食肉類、兔、羊、驢及鳥類等多個種屬，可以想象在它們活著的時候，這一方水土是怎樣的萬物競生、自然和諧。但同時它們的骸骨卻又是破碎的，帶有明顯的切割、灼燒、敲擊等痕跡，甚至有些骨頭被刻上了花紋，成為某種裝飾品。顯然，住在通天洞里的人類主宰了這片土地，他們已將環境給予的一切充分變作了自己生存的資源。

這些人類甚至在某個時刻開始學會了烹飪農作物。在這七年的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先后在2號洞穴探方的早鐵和青銅時代地層中，發掘到了碳化的麥粒，分別為距今約5200年的小麥、青稞，以及距今約4500年的黍。前者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最早的同類作物標本，后者則是新疆境內發現的最早的黍。

黍麥相逢

從華北地區到通天洞遺址，有三千多公里的距離，使用隨意一款導航軟件搜索一下步行的耗時，結果足以令人畏懼——七八百個小時。而且這還是以不做任何停歇的均速計算，實際的情況只會更久。如今恐怕沒有人會真的去用腳步丈量這段行程，但很久以前，黍作物卻就是在這條路上從黃河下游一路西行到了薩吾爾山腳下。當然，種子不會自己走，它的傳播伴隨的是人口的遷徙和文化的流動。

公元前8000年左右，黍最早被馴化于桑干河—永定河和大清河—拒馬河流域，至仰韶中期(公元前 4000—前3500年)已成為了中國北方地區的主要農作物；公元前3200年，隨著仰韶中晚期文化的快速發展和人口擴張，黍被傳播到河湟谷地；公元前3000—前2500年，隨著馬家窯文化的西進，黍傳入河西走廊中部，同時向西南傳播到四川盆地。

公元前2500年前后，黍進入了新疆，通天洞遺址的碳化黍便是這一時期的遺存。此前，2002年發掘的小河墓地也曾出土過較多的黍類作物，測年結果在公元前2011—前1756年，晚于通天洞遺址，古DNA鑒定則顯示其種屬同樣起源于華北。

在黍之前，從西亞傳入的小麥是當時新疆地區人類比較早接納的農作物，但隨著黍的到來，當地食物結構很快便發生了變化，因此通天洞遺址發現的所有農作物中，黍的比重占到了60%以上。于建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黍比小麥更容易接受，它耐旱，而且幾乎不用專人看護，春天的時候撒上一把種子，秋天就有很好的收成，小麥則不行。”

于是，黍作物的傳播沒有停止在新疆，它沿著亞洲內陸山脈廊道繼續傳播到中亞北部地區，并最終到達了阿姆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我們追蹤到在哈薩克斯坦、伊朗這些地方，黍作物跟華北也是同一個種屬。”于建軍說。

黍麥相逢通天洞。與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婁哇技術在遺址中的顯現意義相似，兩種糧食作物的同時發掘，充分說明這里在四五千年前依然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通道。糧食作物的傳播，必然包含著種植技術的傳播，天文、氣候、水文等相關知識的流傳，生產、加工工具的傳播，乃至生活方式和語言的傳播，是任何單一生產技術的流傳都無法相比的。

與此同時，華北黍在新疆的落地生根，還證明著西域與中原之間的連接早在史前時代就已經開始產生了。而后歷經夏商、周秦，兩地血脈綿延不斷，終至西漢歸于一統，并點亮了一條壯麗的絲綢之路。

因著諸種寶貴的發現，通天洞遺址獨特的價值漸次彰顯出來。2018年，它被評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 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六大發現)”和“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9年，又被列入國務院公布的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3年，自治區文旅廳評選了6處考古遺址公園，它依然赫然在列。

通天洞遺址的閃耀，也帶動了那片布滿神石的牧場，其周邊59平方公里的區域在2018年6月底正式以“草原石城”之名對外開放，成為當地文旅的一張名片。

如今的草原石城，公路在巨石間蜿蜒穿過，游客可以全程自駕游覽，一些特別的景致處還特意設置了停車點。這些停車點中自然也包括通天洞遺址，游客可以徒步到洞口，與數萬年前的人類家園近距離接觸。

雖然通天洞遺址的懷抱向公眾敞開，卻不等于放棄必要的保護。從路邊到洞口，一條木制的棧道相連接，不僅方便行走，也預防對地表可能散落的陶片、石片形成踩踏。1號洞穴和2號洞穴的洞口修建了圍欄，探方上方也架起了防雨的罩棚。洞內安裝了最先進的微波對子監控，信號能夠直接傳送到縣里的相關部門。

吉木乃縣文物局干部、通天洞遺址考古工作站站長葉爾江·托留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就在遺址不遠處還安置了一間移動房，兩名看護員輪流進行全天候的值守。“我們也會定期或不定期地過來巡查，防止任何人為破壞的發生。”

久久為功

去年開始，通天洞遺址沒有再進行繼續的發掘，而是專注于對此前發掘成果的整理與研究。據于建軍介紹，目前舊石器的部分已經整理得差不多了，晚期的一些發現還需要一點時間，等到兩份階段性報告都完成后，新一輪的發掘便會啟動。“有可能就在明年。”他說。

盡管已進行過七次發掘，有關通天洞的認知依然處于一種有限的狀態。兩個探方都沒有挖掘到底，遺址的年代上限仍存在進一步擴展的可能，二者各自的文化層也尚未實現彼此之間的對應。比較而言，對1號洞穴的了解相對要豐富一些，但周邊地方還不夠充分；堆積厚重的2號洞穴則還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包括洞壁上有哪些遺跡現象，它不像1號洞穴暴露出來以后容易風化，它里面填得比較實，剝落得不一定有那么厲害”。

在以往的發掘中，通天洞遺址顯示出了“舊石器—銅石并用(可能有新石器時代)—青銅—早鐵時代”的連續地層剖面。但其中舊石器的文物發現頗多，新石器卻較少，兩個時代之間還存在著很厚的空白。此外，結合遺址內發現的石核尺寸較小、石料不佳、斷塊和碎屑較少等現象，石器的原材料及打制地點也尚不能夠完全確定。

而在王幼平看來，通天洞遺址最大的一個待解之謎當數那些距今幾萬年前的人類來自何方。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期待著通過化石、古DNA等多重線索，找到通天洞石器的主人，了解他們的行為特點與活動歷史。”于建軍有著同樣的期待，2017年發掘的時候，洞外的平曠處曾發掘過一座小墓葬，只是可惜石棺內已被盜擾，以至于通天洞迄今未能尋得人骨：“沒發現人，很多事就不好說。比如雖然發現了源自于歐洲的石器制作技術，但是技術和人群之間的擴散不一定是同步的，具體是哪些人把技術傳到了通天洞不好說。”

等待解答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用于建軍的話說，目前為止的所有考古工作只是完成了九牛一毛，“通天洞遺址的秘密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夠揭開，久久為功，日積月累”。而且隨著研究的深入和調查范圍的擴大，新的問題還會不斷產生。比如過去幾年，考古人員在通天洞的東、北、南方向皆發現了古墓、洞穴、巖棚遺址等，周邊幾個縣境內也又發現了紅房子、喀木斯特、烏爾禾等數十處石器點，這些連同通天洞遺址季節性營地的發現一起，都意味著通天洞遺址不僅僅是一處綜合性遺址，還極有可能是一處舊石器時代中期的聚落遺址，并一直延續到舊石器時代晚期。

2021年，占地面積33畝、投資千萬元的通天洞遺址考古工作站，在草原石城腳下的托斯特鄉最東側動工建設。如今建筑的主體已全部竣工，只差必要的辦公家具和用品配置齊全，便可以正式投入使用。未來，這里會成為考古隊在發掘期間臨時的家，也會成為各路學者探訪、調研的驛站，它將長久地佇立下去，靜靜地守候著一個又一個通天洞的謎題找到答案。

同時，它還將是一個面向公眾的考古中心，每一個路過或者前往通天洞的人都可以到這里聆聽科普講座、了解最新成果、參加考古體驗，從而對遺址形成更加準確、全面、深刻的認識。其實從2016年開始發掘起，考古隊就已經在做類似的事情了，他們在工地旁邊豎起了幾塊展板，介紹遺址的情況以及基本的考古和歷史知識，并且每年及時更新一些新的發現。

“通天洞遺址位于吉木乃縣、和布克賽爾縣之間，我們希望它的秘密不斷被發現，也隨之給兩個縣的文旅事業帶去新的動力、給兩個縣的群眾帶去好的生活。”于建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相信，通天洞遺址就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水井，每放下一次水桶，拉上來的都是非常甘甜的井水。”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第33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關鍵詞： 尋跡史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