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疆喀什城區出城，往東北方向駛去，經過幾個村莊之后，便進入茫茫戈壁。在一片又一片荒涼的戈壁灘與黃土臺地之間，公路平坦地向遠方延伸，四周罕有人煙，只有南疆鐵路上的火車偶爾轟鳴而過。這就是典型的南疆。

在全球第二大流動性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占據絕大部分面積的南疆，從古至今，人類聚落都只在沙漠邊緣的綠洲里零星生長。聚落與聚落之間，是綿延不絕的沙漠和戈壁，水源和植物的絕跡，使得人類難以在此停留。因此，在這樣一片土黃色背景中，陡然出現兩座高聳的人類遺跡時，就不得不令人感到吃驚，乃至困惑。

見到這兩處遺跡時，已經出城33公里。在公路右側約一公里之外的荒野中，它們屹立在一座天然高臺之上。圍著這兩處遺跡，建了一圈廣袤的白色圍墻，人們只能在墻外隔著數百米遠眺。2001年，這片遺址就已經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兩處遺跡一座是圓柱形，一座呈方形，都是黃色土坯建成，與周邊環境融為一體。它們到底是什么？有人猜測是炮臺，也有人以為是烽燧，當地老百姓覺得圓形的遺跡像個煙囪，干脆用維吾爾語中的煙囪——“莫爾”——為其命名，流傳至今。最近的村莊也因此得名莫爾村。

建立在洪積臺地上的莫爾寺圓塔和方塔。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真正為它們揭開謎團的，是一群考古學者。“我們這些專業人士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佛塔。”8月中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領隊肖小勇站在兩座塔下篤定地說道。

2019年起，肖小勇帶著考古隊在莫爾寺遺址啟動考古發掘，持續至今的發掘，已經基本揭露出整個莫爾寺遺址的面貌，這是新疆最早的佛寺之一。

這兩座至今仍在烈日和風沙中聳立的土塔，封存了七百年漢唐往事，如今，往事正在復活。

絕代雙塔

在這里，只能聽見風的聲音。目之所及，極少有存活的生物，只有零星的沙棘草頑強地匍匐在地，壁虎在沙地上迅速竄行。

風很大，以至于無法搭設遮陽棚，會被大風整個掀翻。一覽無余的沙漠烈日下，考古隊員像螞蟻一樣被炙烤，方圓數里，一片陰涼地都找不到。他們用大檐帽、防曬衣、面罩和冰袖將自己“武裝到牙齒”。手鏟在地面上輕輕一刮，風就帶走了刮起的塵土。這或許是這種嚴酷環境對考古唯一的便利之處。

這一天，考古隊員正兵分三路，在兩座塔周圍的探方里忙活。兩座塔坐落在約8米高、4萬平方米面積的洪積臺地上，臺地最前方的“犄角”，是當下的重點之一，這里有可能是整個莫爾寺的大門。手鏟清理過的地面上，一片排列整齊的夯土磚緊貼地面，“有可能是整面墻倒了下來”，肖小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莫爾寺方塔表面可見蟲蛀的孔洞和雨水導致的沖溝。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正是通過這些埋在塵土之下的磚塊、墻基、臺階，以及不同功能區留下的土質土色差異，考古人員逐漸接近莫爾寺本來的面目。5年多的考古發掘中，他們已經發現了十幾處房屋遺跡和約3萬件遺物，包括殘破的佛像、錢幣、絲織物、動物骨骼和大量生活用品等。碳-14測年結果顯示，莫爾寺應始建于公元3世紀中葉前后的東漢末年或三國時期，在9世紀末10世紀初的晚唐被廢棄，最早的圓形佛塔已經有1800年歷史。

考古人員發現，雙塔和建筑遺址的內外墻都抹過白石灰，從外部看，曾經的莫爾寺建筑群一片雪白。“高臺上那么大規模的佛寺，所有佛塔和房子全是白色，你想想，在一片黃沙中、在晚霞中，那是什么感覺！”肖小勇說。

圣潔，明凈，夢幻，一道視覺奇觀。從漢末至晚唐，這里都是一座繁華的白色寺廟。四方百姓匯聚到此，懷著虔敬之心面對佛塔和神像頂禮膜拜，讓他們得以撫慰內心，獲得平靜。

現在，人們已經能夠大致還原莫爾寺鼎盛時期的樣貌：登臺階，進山門，穿過一片房屋，一座圓形寶塔屹立在佛寺中部，塔下有中心廣場，方形寶塔偏居北側，圓塔與方塔之間，坐落著成片的佛殿和僧舍。莫爾寺西側、南側和北側都緊鄰陡崖，8米高的陡崖下方，寬廣的恰克馬克河沖積平原一馬平川。東面如今是砂石鋪成的緩坡，緩坡也有可能是后來的水土流失所造成，在當時，莫爾寺或許整體都屹立在高臺上。

圓形塔即俗稱的莫爾佛塔，現存遺址高約12米，靠近地面處的塔基邊長約12米。從下至上，分別是方形塔基、圓柱形塔身和覆缽形塔頂，三個部分漸次縮小。總體來看，圓塔幸運地保存下了較為完整的結構。圓塔西北60米處的方塔則殘損嚴重，塔頂和四面都已毀壞，殘高約11米。方塔原本比圓塔大很多，殘存的底部邊長約21.8至23米，考古工作者發掘了塔底四周，發現坍塌的土堆之下還掩埋著一層臺基，邊長39.96米，塔形更顯厚重巍峨。

這座方塔的建筑風格從何處來？有專家認為，方塔與吐魯番高昌王國佛寺臺藏塔遺址有類似之處。而肖小勇發現了一個巧合。公元6世紀，篤信佛教的北魏皇室在洛陽興建永寧寺，建造了高度達147米的天下第一佛塔。這座由皇家興建的巨塔，或許成為一種官方形制。永寧寺塔建成十余年后就毀于大火，但據考古發掘，永寧寺塔臺基邊長為38.2米，而發掘出的莫爾寺方塔臺基邊長為39.96米。“近40米長度只誤差一米，而且測量也會有誤差，且年代接近，會不會有某種聯系？”肖小勇猜想，它們是否使用了相同的量度，“當然也只是一個猜測。”

1900年，斯坦因來到莫爾寺遺址，測繪出莫爾寺遺址首張平面圖，記錄了兩座塔和四處建筑遺址，認為其中兩處是佛殿。肖小勇說，根據伯希和的日記，斯坦因對莫爾寺遺址進行了發掘，地點是佛塔旁邊的一幢房子廢墟。

6年后，伯希和也來到莫爾寺遺址，安排十多名民工對幾間小房子遺跡進行清理，在斯坦因發掘過的房子遺跡中，又發掘出一些石膏塑像殘片，在另一個房間遺址中出土了一尊巨大佛像的衣飾、手指和耳垂等文物。現在，圓形佛塔西北仍有三處明顯的建筑遺跡，殘墻高于地面0.77至1.5米，其中兩處有3個大坑，可能就是斯坦因和伯希和挖掘的地方。

正史記載，東漢洛陽白馬寺是中原第一座佛寺。正史也記載過，北魏洛陽永寧寺有一座宏偉的佛塔，是當時世界最高建筑。但正史里并沒有一座名叫莫爾寺的漢唐寺廟。

實際上，在史官難以注意到的西域南道的一片綠洲中，這座寺廟也有著顯赫的過往。

疏勒尋蹤

考古隊里除了領隊肖小勇，主要由博士生和研究生組成。十幾名20多歲的學生，住在十幾公里外鄉政府的駐地。上午7點，考古隊員開著三輛越野車抵達遺址保護區，打開大門，又行駛了近200米，接近考古工地。

“陣云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疏勒。”初唐詩人駱賓王曾在《從軍中行路難二首》中描述過疏勒行軍的陰郁和迷茫。一千多年后，詩句描述的景象，仍然寫實地每天在喀什上演。

這里正是疏勒。

為什么在古代疏勒，會出現一座有1800年歷史的佛寺？

漢朝時期，佛教最早傳入新疆的地方，一是于闐，一是疏勒，兩者都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疏勒就在今天的喀什地區。肖小勇說，絲綢之路南北兩道在疏勒交會，然后西通南亞、中亞和西亞等以遠地區，連接起古代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

如今，喀什位于中國西部邊陲，出城便是帕米爾高原，高原西側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莫爾寺所在位置，正是中亞進入中國的前沿地帶。而在中西交往史中，這是一條極為重要的文化傳播之路，甚至改變了中華文化的面貌——佛教就是這么傳入中國的。

佛教誕生于公元前6世紀的印度，隨后傳播到中亞。

漢唐時期，疏勒佛教興盛，名僧云集，講經說法，造塔建寺。到唐代玄奘經過時，疏勒已有大小寺廟數百所，僧徒萬余人。在西域乃至中國佛教史上，疏勒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我們都說云岡石窟有很多犍陀羅風格的元素，但這些犍陀羅元素是直接從犍陀羅地區過去的，還是經過西域傳播過去的，現在還說不清楚。但犍陀羅風格肯定不是坐著飛機就直接到云岡、到龍門。”肖小勇說，“所以要找到根源，首先要去找距離犍陀羅最近的地方、最先接受犍陀羅影響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疏勒。”

莫爾寺始建于3世紀，是東漢末年或三國時期。佛教傳入漢地是公元前后的事，中原第一座佛寺洛陽白馬寺建于68年。考古成果也顯示，東漢前期西域還沒有明確的佛教遺跡。佛教史學家許理和曾作出解釋，因為當時西域沒有高度發達的經濟來維持僧伽組織。2世紀時，西域迎來人口大爆炸，這或許得益于漢代密集型灌溉農業的傳入，僧伽組織具備了建立條件。2世紀后半葉，佛教開始流傳西域，幾十年后，莫爾寺出現了。

8月中旬，莫爾寺遺址考古隊在建筑遺址上發掘。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站在莫爾佛塔所在的臺地上，肖小勇指向遠處說，距離此處5公里之外就是汗諾依古城，那是一座始建于唐朝、一直使用到11世紀之后的古城。但凡大型佛寺，都離不開大量人口的供養，雖然此地今天已經荒涼蕭索，但古代曾是一個人口聚集之地。

2018年至2019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隊、新疆大學、新疆文物考古所和喀什文物局曾聯合組成團隊，對喀什東部的汗諾依古城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目的是尋找唐朝“安西四鎮”之一的疏勒鎮。考古人員認為，此處有可能是唐代文獻中的“漢城”，在“大汗諾依”視角下，恰克馬克河北部的莫爾佛寺、江格勒遺址、開普臺哈納遺址、坎兒井遺址均為汗諾依遺址的組成部分。那將是一個方圓數十公里的大型聚落。

消逝

2021年，在發掘周邊建筑遺址的同時，考古工作者準備向莫爾寺遺址的方塔伸出探鏟。

他們清理了方塔的底部周圍，發現大量木屑、楔形木片，推斷方塔四壁或頂部原先很可能有木構設施。靠近地面還有很厚的燒灰層，燒灰層下清晰顯露出鋪砌整齊的土坯結構。這一發現解決了關于莫爾寺的一個關鍵問題——它是因何被廢棄的？

這些燒灰意味著，莫爾寺很明顯是被燒毀的。

佛殿和僧舍遺址中也發現了大量燒灰，灰里還有木棍燒完的碳化物，推測是房頂的木材。焚燒莫爾寺的這把火，是人為的蓄意破壞，還是天災人禍的偶然，現在已無任何證據可考。

歷經七百年，繁榮的莫爾寺自此在疏勒隱入塵埃。經過考古工作者的發掘研究，這段晦暗的歷史被重新上色，顯影出佛教傳播史中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

比如，莫爾佛塔與中原佛塔不同，留下了更為鮮明的中亞乃至印度佛教烙印，是一個早期佛塔的標本。

圓形佛塔這種形制在中亞有跡可循，烏茲別克斯坦鐵爾梅茲附近的喀拉特佩佛窟第2號窟墻上的涂鴉畫中，就出現了與莫爾佛塔形制十分類似的佛塔。這表明莫爾佛塔的藍本，很可能來源于中亞阿姆河流域一帶。

這種圓塔，被稱為覆缽式塔。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曾記載過一段故事，一般被用作對覆缽式塔來源的解釋。相傳，佛陀悟道成佛后，前往菩提樹下和鹿園，兩位追隨他的長者將要回本國，向佛陀請教禮拜敬奉的規矩儀式。佛陀拿過比丘三衣中的“大衣”僧伽胝，疊成方形，鋪在地上，又用同樣的方法在上面平鋪“上衣”郁多羅僧和覆膊衣僧卻崎，最后在頂上倒覆食缽，豎立錫杖，指示按這種次序造塔。二人遵從佛陀之命，返回自己的城中，根據佛陀的指示修建佛塔，這就是佛教中最初的塔。

如今，通過無人機的拍攝，人們能看到莫爾佛塔塔頂正中有一個方形洞口。這不免讓人猜想，頂上是否曾有過別的裝置，作為錫杖的隱喻。“原來是否還有寶匣、相輪等設施，已經難以確定了。”肖小勇說。

莫爾寺綿延數百年的建造歷程，也與佛教文化的發展脈絡相吻合。

考古工作者根據發掘結果推斷，莫爾寺是逐步修建而成的。早期，位于遺址中部的圓形莫爾佛塔最先修成，周圍隨之營建起僧舍，寺院布局以塔為中心。當時正值佛教建筑傳入喀什之初，以犍陀羅樣式為代表的中亞佛教影響顯著。到中原魏晉時期，公元4世紀前后，寺里增建了兩座“回”字形佛殿，靠東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東南，基本朝向圓塔，似乎與圓塔保持著某種呼應。此時，莫爾佛塔依然是寺院空間布局的中心，但佛塔已不再是唯一的朝拜對象，佛像崇拜也興盛起來。

莫爾寺最后一次大興土木，已經到了唐朝，興建起一座長方形大佛殿。這座佛殿位于雙塔之間，靠近方塔，正門朝向東北，已經脫離了對圓塔的關照。大佛殿成為新的寺院中心，供奉著兩倍于真人大小的佛像，以莫爾佛塔為中心的格局徹底改變。

在佛教藝術發展史上，佛像崇拜的出現是一個時代轉換的節點。佛教誕生之初，并沒有佛像崇拜，佛塔就是佛祖的象征。直到公元前后貴霜王朝統治的犍陀羅地區，信眾融合希臘雕塑創造了佛像，而供奉佛像的佛殿、佛堂、石窟等，成為寺廟新的中心。這一時代轉變與莫爾寺的嬗變更迭相呼應，勾勒了佛教文化和藝術一步步傳入中國的足跡。

莫爾寺佛殿遺址不僅出土了佛像，也出現了“開元通寶”錢幣——這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線索。武則天曾以《大云經疏》作為稱帝宣傳的工具，令天下諸州建大云寺，西域地區的安西四鎮也都興建。據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記載：“疏勒亦有漢大云寺，有一漢僧住持。”肖小勇推斷，莫爾寺這間佛殿，有可能就是武則天時期在疏勒鎮修建的大云寺。大佛殿確實具有中原佛殿的平面布局特征，初步判斷屬于漢傳佛教建筑，關于這一點，還需要更多證據。

莫爾寺遺址還發現了數以萬計的石膏佛像殘片，包括佛頭、臉、頭發、衣物、手、腿腳等部位，巨型佛像比真人還大，而小佛像僅有數十厘米。肖小勇說，這些佛像顯示了犍陀羅風格和中原風格的特點，是佛教造像的一次重大發現，將成為研究佛教藝術傳播和演變的新資料。

“莫爾寺對于佛教傳播史研究將是一個重要的證據。中原的佛教建筑怎么來的？佛教造像、佛教藝術是怎么傳入的？我們要找到源頭，找到發展的軌跡，莫爾寺肯定是一個重要節點。”肖小勇說。

佛教傳入新疆之后，很快在喀什地區形成了一個佛教文化的傳播中心，逐步變成了疏勒、龜茲等西域早期地方政權的主流宗教文化形式。自新疆開始，佛教向中國內地廣大地區的再次傳播，開啟了佛教中國化的漫長發展歷程。

“古代新疆曾是佛教繁盛之地，幾乎所有綠洲王國都奉佛教為國教，因此也產生了一些曠世的高僧。如龜茲的鳩摩羅什，于闐的實叉難陀，都是兼通經律論三藏的大法師，他們來到中原，大力翻譯佛教經典，對于中國思想和社會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說。

近年來，新疆佛教遺址考古陸續有新的發現。肖小勇介紹，調查和發掘的重要佛教遺址包括庫車蘇巴什佛寺，哈密的廟爾溝、白楊河、拉甫卻克遺址，焉耆七個星遺址等。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遺址、奇臺縣唐朝墩古城遺址發掘中，也清理出了佛寺，而莫爾寺遺址考古從2019年起就被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是新疆第一個主動發掘的佛寺遺址，也是第一次對新疆佛寺進行解剖麻雀式的全面“掃描”。

延續生命

走近莫爾寺雙塔，塔身密布的黑色孔洞令人無法忽視。這些孔洞，貌似佛像身上為了固定泥坯而鉆的木楔孔，實際上并不是，那是飛蟲蛀的洞。它們鉆開佛塔蓬松的表土，在內部為自己筑了一個安身和繁衍之所，下雨時，雨水流入，便成為一個溫暖潮濕的地方。

這些蛀洞令人心驚，千里之堤，潰于蟻穴，莫爾寺雙塔遠不如堤壩堅固，這些飛蟲也遠比螞蟻龐大。“一下雨，里面灌水，天晴后曬干就會干裂，長此以往，會是什么結果？”肖小勇說。

結果就是雙塔會不斷“掉皮”，不斷被侵蝕，任其發展，總有一天會轟然倒塌。

距離一百多年前斯坦因和伯希和到來時，莫爾寺已經發生了不少變化。斯坦因當時尚能看到佛塔的白石灰面，如今已經了無痕跡，只剩黃土裸露。對比外國探險家留下的照片、測繪圖和記錄可以發現，當時地面上還留有不少建筑墻體，現在大多已經塌毀。肖小勇說，如今一些建筑基址上還有矮墻殘存，但與斯坦因的全景照片對比，比一百年前可能已經矮了一半。

如今南疆雨水明顯增多，常常是強度很大的暴雨，今年8月某天持續下了一天多。氣象局統計了近10年降水量，發現南疆夏季降水量增幅接近15%，暖濕化趨勢明顯。暴雨過后，考古人員常常看到雙塔外立面出現沖溝，就像一股小型泥石流留下的痕跡。塔身至今留著幾處較寬的沖溝，仿佛一道道傷疤。考古人員做過試驗，用噴壺對著土遺址模型持續噴灑，兩三分鐘后，泥土便和著水流下。

更令肖小勇擔心的是，莫爾寺遺址坐落的高臺本身也一直被雨和風侵蝕。5年前臺地上一處如馕大小的坑，現在已經擴張成直徑一米多的大坑。一道道沖溝從高臺俯沖而下，帶走泥沙，也帶走了高臺身體的一部分。根據不斷清理出的遺跡，他們發現一些地面和臺階都延伸到了臺地邊緣，這說明原初的臺地比現存更寬廣，它在不斷垮塌和萎縮。

“高臺是莫爾寺遺址坐落的基礎，不排除有一天整個臺地都會垮塌，那整個莫爾寺遺址都可能會崩塌。”肖小勇憂心忡忡，“現在肯定是加速度的。”

對莫爾寺的保護迫在眉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2021年，文物部門已經對包括兩座塔和寺院遺址在內的莫爾寺遺址核心區進行了維修保護，使遺址具備更好的抵抗自然侵蝕的能力。現在，遺址配備了兩名野外文物看護員，每日巡查，尤其在暴雨之后，第一時間清理低洼處雨水，確保遺址本體安全。今年年底之前，還計劃在遺址區架設10臺球型攝像機和15臺固定攝像機，對遺存進行監視防護。

每次考古發掘結束后，探方都會回填，再次埋入地下，讓高臺恢復原樣。但實際上，高臺不可能完全恢復原樣，因為它本身就在不斷流失。前兩年剛回填的發掘區，如今又露出了肉眼可見的墻基頂部。“首先要修復臺地，臺地破壞太嚴重了，不能任由它流失。比如說，我們能不能把臺地增高一點，恢復到以前的高度？或者在上面增加一層保護層，還有臺地的邊緣也需要保護，保護住泥土。”肖小勇說。

這樣一處遺址的保護，需要嚴格的規劃、科學的試驗才能確定方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已經編制了《莫爾寺遺址文物保護規劃》，涵蓋本體保護和防護規劃措施、周邊環境風貌整治、未來展示利用與考古框架等內容。今年7月12日，國家文物局組織召開了莫爾寺遺址文物保護規劃專家評審會，正推動規劃的最終公布。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介紹，根據規劃，未來將實施重點建筑基址保護性設施建設工程、莫爾寺遺址防洪工程和莫爾寺遺址臺地邊坡及沖溝整治工程等。屬地管理部門將委托專人，針對文物輕微損害進行日常性、季節性養護，包括但不限于衛生打掃、低洼排水、本體除草，以及地震、地面沉降及生物病害的監測等。

土遺址保護是世界性難題，且每一處土遺址由于地質、土壤、氣候等環境的不同，面對的狀況都是獨特的。敦煌研究院為保護土遺址的石窟，專門建立了全球領先的實驗室，在漫長的、精細的科學實驗后，才能對癥下藥。目前，全球范圍內對土遺址保護尚未有系統解決方案，國務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正組織相關省市文物部門、科研單位、高等院校等，聯合開展技術攻關，新疆是保護技術實地測試的重要地區之一。

1800年任憑風吹雨打，莫爾寺依然能夠留存至今，實屬幸運。而從今往后，莫爾寺的存續，則不再僅僅依靠運氣。

參考資料：

《佛教考古在新疆： 莫爾寺考古的發現與意義》，肖小勇撰；《從張騫到馬可·波羅：絲綢之路十八講》《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榮新江著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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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探秘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