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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嘉誠把旗下長實集團位于中國香港的新樓盤降價30%出售，引來萬人搶房。各種解讀很多，有一種聲音認為，這也是為了配合港府今年上半年推出的高才通等搶人策略。最新的港府通報顯示，上半年香港共吸引10萬內地人申請香港特區身份證，目前已經批準6.1萬人。

(資料圖片)

香港只是中國各地搶人的一個縮影。近年，從北上廣深、到新一線以及低線城市，從發放真金白銀的人才補貼，到送錢甚至送房，只為多博得一位年輕人落戶。曾幾何時，80、90后成長語境中的“人口負擔”，搖身一變成為“人口資源”。這背后是大時代的激烈轉化——大家都意識到，當一座城市少了年輕人，未來將變得一無所有。

“除南京、蘇州市區外，全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試行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這是8月中旬，一則來自江蘇省發改委的公開征求意見稿。該意見稿的主題是“促進全省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助力高質量發展”。

意見稿共有18條，落戶方面的意見歸類在“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一欄。

乍一看，這類政策的宏觀目的是為了加速人口城鎮化。但現實層面，對進城最積極的莫過于年輕人。如該意見稿實施，對年輕人顯然是一大利好。因為他們終于可以根據自己的事業規劃、愛情歸屬、自然環境喜好，自由選擇自己想去、想待、想打拼的地方，雖然還是得除了省內兩大經濟龍頭以外。

江蘇并不孤單。在江蘇發布意見之前的半個月，浙江也發布了類似文件，稱“全省（杭州市區除外）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確保外地與本地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標準統一，試行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等。

相比較于江蘇把政策實施范圍限于“全省”，浙江的區別在于同時強調“外地”與“本地”。有媒體這樣解讀浙江的政策——省外搶人才，省內市民化。

比起江蘇，浙江廣納人口才俊的心胸，看上去更具省內省外全局觀。

東部吸粉，其他地方緊張。畢竟不管是人口、還是年輕人，都屬于存量資源。這里引入得多，那里就流失得多。

8月初，坐擁百萬大學生的華中大城市武漢也坐不住了。

當地省政府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加快完善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創業工作體系的實施意見》，將這條政策匡定的目標用戶，定格在了高校畢業生，其中多項指標引人關注。

其中包括“到2025年，每年全省高校畢業生留鄂比例在60%左右，新增高校畢業生留鄂來鄂就業創業40萬以上”。

百萬鳳凰東南飛，曾經是湖北培養大學生的真實寫照。但相關的留才政策也探索和實施了多年，比如早在2017年，武漢市就啟動了“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計劃”，發誓要打造“大學生最友好城市”，但像此次將留人的KPI定得如此明確，也是史上第一次。

西部明星城市成都也不甘落后，借著剛剛落幕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熱點，成都打出了成功的人才吸引官方廣告，稱“成都會大力實施青年創新創業就業筑夢工程，為廣大青年人才提供人生出彩的廣闊舞臺”。

與其它地方一般“先來創業或工作、再落戶”的政策不同，成都的招才政策特點是在全國率先推出了“先落戶后就業”等政策，也就是來了就給身份證，工作再慢慢找。

或受惠于這類政策組合，成都官宣近年吸引青年人才近70萬人。目前成都人才總量已經達到了622.32萬人（數據來自于四川新聞網），居全國第四位。

而在深圳，當地搶人政策的特色是直接真金白銀。就在8月2日，GDP僅次于上海浦東、北京海淀、有“中國GDP第三大區”的深圳南山區，就發布2023年度新引進落戶人才生活補貼及實習補貼項目的相關通知。

當中稱，碩士若畢業于世界排名前150位的知名大學、或教育部“雙一流”高校，引進時30周歲以下，在相關企業工作滿一年、符合條件的人才，一次性給予3萬元的生活補貼。

早在2016年，深圳就出臺了相關政策，向本科以上學歷發放租房和生活補貼，標準為本科生15000元/人，碩士25000元/人，博士30000元/人，但該政策2021年曾做出調整，現在基本上又重新恢復了“惜才”的姿態。

我國各地吸引人才的政策較為紛繁復雜。實施主體既有省市政府、也有各區。既有發展改革部門，也有各地人力資源局。既有針對農村人口進城的城鎮化人口政策，也有針對大學生、中高階人才的吸引政策。

這些政策共同組成了一個體系，不管出自哪個部門，有一條主線已經日益明顯——那就是擴大城鎮化人口基數，提升城鎮化率；吸引大學生、以及高精尖人才落戶，為城市發展補充多層次智慧動能。

這背后是對人口觀念的改變。以前，人是資源消耗者的觀念被過多強調。現在隨著人口從增量市場轉變成存量市場，人們也意識到，人是消費者、也是財富生產者的雙重角色。

這對城市經濟而言至關重要，畢竟人口數量關系著一座城市的生產力和生命力、人才質量關系著一座城市的發展后勁，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已經越來越具備現實的緊迫感。

不過，受限于各個城市的資源稟賦，站在“求人舞臺”上的各城市選手，其競爭力各不相同，背后懷揣的目標上限和下限也不同。畢竟現在占據著買方市場的是年輕人，他們掌握著選擇的主動權，而不是各個城市。

如果以公司的發展階段，來套用各個城市的人口發展策來看：

北上廣深這類一線城市，就類似于成熟的企業巨鱷，它們比較多渴求的是尖端、前沿的頭部人才。這部分人才承擔著國家產業發展職責，以及在國際舞臺上進行全球競爭的重擔。

今年5月，北京市就更新了外籍“高精尖缺”人才的相關標準。其中的一些條款明確指出：北京市急缺的是“曾任國內外高水平大學、科研機構中層以上管理職務或聘為教授（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究員）”、“曾任世界500強企業總部等高層管理職位和技術研發主要成員”等這類人才。

圖 | 北京高精尖產業圖

以前人們常說，走在北京高校集聚的海淀，出門遇到的3個人里就有1個博士、1個海歸。這顯然不能滿足北京瞄向未來的首都格局。

與北京相比，上海一直呈現海歸精英氣質。這種城市內在也體現在了當地政府的自我要求上。

今年8月初，上海頒布了《上海市事業單位高層次人才招聘辦法》等，規定由用人的事業單位自行認定高層次人才，支持事業單位打破國籍、戶籍、年齡、學歷等制約，招聘外國人和港澳臺人才，屬于“高精尖缺”人才的、可臨時超職數聘用。

一個高水平的服務型政府，顯然是上海渴求的。

與北上廣深城市這種“多挑最好”的相比，杭州、武漢、成都等準一線城市，則更像創業型公司，他們在招人上更類似于“招募創業合伙人”，和青年才俊分享城市發展的“期權”。雖然整體資源稟賦尚比不了北上廣深，但也有自己的路數。

比如，作為中國的電商城、網紅城，杭州近年在中國經濟版圖上的存在感不斷升高，它本身就存在著很多吸引人才的綜合優勢。

其中有一點屬于杭州特色——過去數年，杭州樓市一度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新房二手房樓市倒掛現象，有的價差達千萬。在過去數年，杭州屢屢發生數十次萬人搖號買房的奇觀，這當中不乏很多年輕人把頭款放在了杭州。

房子一旦定格，人就跑不了，筑巢就能吸引鳳凰來。近來，諸如無憂傳媒這樣的明星公司就將總部搬到杭州，這背后不僅是簡單的人員流動，更深層次的是資源要素向杭州聚攏。

可以說，杭州這種靠房子來留人的打法近似于私域圈粉，成全了杭州近幾年的火熱。

而對于普通的三四五線城市，他們在招才募才上類似于一種初創公司，優點是靈活彈性，擅長網紅式的流量打法。他們深知自己的產業條件在吸引人口上優勢不大，最拿得出手、能產生眼球效果的當屬文旅資源。

今年來，在網絡上最為活躍的以中小城市的文旅局長居多。比如，四川廣元利州文旅局局長梁寶月就變裝武則天，宣傳故里；遼寧丹東鳳城文旅局局長程志強則變身唐朝薛禮將軍，一箭保一方平安，點擊量超400萬；新疆昭蘇縣女副縣長賀嬌龍身披紅斗篷，颯爽策馬，火遍全網。

今年上半年，中小城市中的流量之王當屬山東淄博。以一塊餅包一串肉的美食，征服了大北方。吃透了熱點玩法的他們，不得不說都享受了一波高光的時刻。

但若實際來看，少有產業支撐的中小城市熱度，多難以持久；在招才方面，也難以憑借輿論上的一時激情，去改變人才選擇居住地時的慎重決策。

這些城市歸根結底賺的是一波流量的買賣，如何把流量沉淀下來，更多轉化為城市的動能，這是一個長期課題。

內地城市為爭奪人才打得火熱，香港特區也不例外。

今年以來，香港人才引進計劃的廣告呈現高頻露臉態勢，在內地菁英中刷了一波又一波存在感。總體感覺是，香港也在放低姿態、放低門檻，來才不拒。

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政策當屬3月香港推出的高才通計劃，稱只要滿足前一年的年薪高于250萬港元，或者畢業于全球排名前100大學的人才，就可以憑此簽證來香港工作或生活。

目前，據港媒報道，過去半年來，有10萬多內地人依據政策申請赴港，共有6.1萬人獲批。

不過，移居香港的魅力，近年來看總體呈現下降態勢。越來越多的人們去香港，似乎更多是為了下一代教育問題考慮，逃避內地的教育內卷。

按照香港特區相關規定，在中國香港出生的小孩，出生就是中國香港人，在高考中可以在比內地考生平均低150分的情況下，進入985、211大學。

然而，這些孩子的父母卻普遍面臨的一個困境是，香港的產業相比新產業不斷迭代的內地而言，顯得太傳統了，仍然是以金融、貿易、物流、房地產等為支撐。雖然香港也在發力新興科技產業，但塊頭普遍不大，對新興人才的就業吸納能力，似乎還比較有限。

即便是金融業，受國際大環境影響，今年6月起，摩根士丹利亞太區（包括香港、北京、上海）多地的員工也遭遇裁員，折射香港IPO投行格局生變，這也影響內地金融及科技類人才的赴港意愿。

反觀，跟香港比起來，內地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硬科技、新消費等在內的新產業總體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從職業規劃及薪資成長來看，內地城市的競爭力有不輸香港的部分存在。

雖然綜合實力尚絕不是香港的競爭對手，但內地有兩個城市近年的發展，就走得是產業先行、再徐圖吸納人口的路子。

一個是合肥。早在2008年，合肥政府拿出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引進了當時虧損超過10億元的京東方；2020年，合肥建投聯手三級國資平臺籌資70億，拉了蔚來一把。而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隨著這些重大項目的帶動，合肥形成了自己的新興產業集群，成為近十年我國主要經濟強市中GDP增幅最大的城市，連帶合肥的人口也“漲勢”喜人。

另一個是東莞。7月底，東莞市人社局公布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新增本科人才10.67萬人、碩士及以上人才0.9萬人。

原因還是在于經濟。目前在東莞，有20萬家工業企業，超9000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4家超百億企業，和3家營收超千億元的企業。這些制造業企業以及它們提供的工作崗位，在當下就業不景氣的情況下，對年輕人來說是一根可靠的救命稻草。

智聯招聘的大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大學生向東莞用人單位投遞簡歷的數量同比增長294%，增幅排名全國第一，比第二名高出160個百分點。

與其他網紅城市比起來，合肥和東莞似乎很少被人想起，然而它們可以提供實實在在的工作崗位，這讓它們悶聲搶人成功。

在受慣了限制的80、90后來看，中國式搶人大戰有點兒魔幻，數十年的束縛、改變就在一夕之間。

雖然政策看上去五花八門，但大道至簡，解決了就業和向上發展問題，也就解決了民生。人自然會來，根本無需去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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