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淳（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

如果以東非肯尼亞邁洛奎出土的最古老石器計算，人類已有大約330萬年的歷史，其中史前期占了99%以上的時段。由于各地人群使用文字的時間相差很大，因此史前期在全球結束的時間是不同的。西亞和埃及大約在5000年前，中國的成文史始于3600年前晚商的殷墟，但是世界其他地方要晚得多。1492年哥倫布抵達新大陸結束了美洲的史前階段，而澳大利亞要晚至17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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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全球的史前史，最重要的就是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和文明起源三次重大事件，這是史前考古學的三大基石。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將后兩次事件與18世紀的工業革命相提并論，分別稱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

從人類的起源到族群的分化與交融，從文化和技術的發明、傳播到融合，從文明的起源到民族國家的誕生，這些發展過程是史前考古學的主要課題。史前研究不僅能增進我們對自身過去的了解，而且對人類社會何去何從也能提供實在的鏡鑒。

人類的起源與擴散

人類600萬年前從某種非洲猿類祖先演化而來，人猿分道揚鑣的標志是直立行走。在人類演化初期，非洲有十幾種南猿平行進化。最早的舊石器文化以坦桑尼亞的奧杜威工業為代表，特點是簡單打制的石核與石片工具。這種文化與大約8種古人類共存，包括能人和直立人。150萬年前從奧杜威文化發展出手斧，被認為是匠人的創造。匠人從能人演化而來，是直立人的進步類型，他們一起平行進化了10萬年后，能人消失。

匠人出現后不久就走出了非洲，到了歐亞大陸。西班牙阿塔普埃卡發現了5500件先驅人遺骸，被歸入海德堡人。后者得名于德國海德堡出土的一具50萬年前直立人下頜骨，但現在被指稱為直立人一條進步分支，并被認為是尼安德特人和現代智人的共祖。

北京人和爪哇人是直立人在亞洲的分支，與其祖先非洲匠人相比，顱骨穹頂要低，骨壁較厚，眉脊更加粗壯。20世紀初發現時它們被認為是人和猿之間的缺環，但現在知道他們是晚期直立人，北京人年代在60萬—40萬年前。直立人粗壯的顱骨一度被認為是原始的猿類特征，但是古今猿類都沒有這種厚骨，應該是人類進化的特化適應，而亞洲直立人這種厚骨特征尤為明顯。

河北泥河灣小長梁遺址年代為136萬年前，2006年發掘的黑土溝遺址出土了近兩萬件石制品，年代大約在195萬—177萬年前。這個年代早于直立人誕生和走出非洲的時間，是否有更早的能人從東非來到東亞？這個難以想象的可能性出現在格魯吉亞的德瑪尼西遺址，那里發現有五具頭骨及1000多件石制品，古地磁斷代距今177萬年。四具頭骨為匠人，而一具頭骨很像能人，臉部扁平，腦量只有600毫升（北京人1059毫升）。

現代人起源有兩種解釋，一是走出非洲說，二是多地區起源說。遺傳學證據支持前者，我國不少學者支持后者，認為現代中國人直接從北京人進化而來。但是，20萬年前的安徽和縣直立人與170萬年前的非洲匠人相比，原始特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比50萬年前的北京人更顯粗碩，顱骨更厚，而且腦量也變小（1025毫升）。這表明，東亞直立人的發展并非進化而是特化，因此不可能是現代人的直系祖先。印尼直立人一直生存到5萬年前，特化成身高只有一米的弗洛勒斯人。在和縣西南約50公里的巢縣銀山出土了一塊早期智人枕骨，測年為31萬—20萬年。營口金牛山早期智人化石年代為20萬年前。這表明，和縣直立人與巢縣和金牛山早期智人的年代存在重疊。這很像尼安德特人與晚期智人在西亞的共存，而與直線進化的模式不合。

20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莫維斯提出了舊石器文化的“莫氏線”，將歐亞的舊石器文化分為手斧和砍斫器兩大傳統。之后，我國和韓國的一些地方發現了形似歐洲阿舍利文化的手斧，因此被視為歐亞舊石器文化存在交流的證據。但是，打制石器趨同的可能性較大。中國的手斧缺乏更精致的軟錘技術，因此很難排除獨立發明的可能。

舊石器時代存在跨大陸文化交流比較確鑿的證據是石葉技術，寧夏水洞溝遺址發現有類似歐洲的勒瓦婁哇和石葉技術。貴州觀音洞和云南富源大河遺址舊石器晚期組合中也存在勒瓦婁哇技術的痕跡。而細石葉技術則廣布于我國的華北和東北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初的遺址中。細石葉技術最早出現在俄羅斯阿爾泰山南部，年代約3.5萬年前。之后向華北、蒙古高原、朝鮮半島、日本和東北亞擴散，于12600年前抵達北美的阿拉斯加。這種技術的攜帶者是以狩獵為生的游群，他們在極地附近追逐獵物，穿越當時出露的白令陸橋到達了美洲。然而，他們并非最早的美洲人。考古學和遺傳學證明，有一批更早的古印第安人祖先，大約在2.3萬年前與西伯利亞的祖先分離，并在2萬年前穿越白令陸橋進入新大陸。

農業起源與食物全球化

世界史前史第二件重大事件就是基于馴化動植物的食物生產。雖然人類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都會操縱動植物的繁殖，但是就現代世界主食類型而言，世界農業起源主要中心有西亞、中國、非洲和中南美。西亞種植小麥、大麥、燕麥、豌豆、鷹嘴豆等作物，馴化了牛和羊；東亞種植水稻、粟、黍與大豆等，馴化了豬和雞；非洲種植小米和高粱；中美和南美種植了玉米、豆、南瓜和馬鈴薯。

一旦農業能夠供養更多的人口，不同地區人群之間的接觸就會增加，交換也隨之發展起來，社會就變得不平等，因此農業是文明起源的基礎。歷史上發生過兩次意義深遠的食物全球化過程，第一次是史前期的跨大陸交流，第二次是被稱為“哥倫布交換”的跨大洋交流。后者不僅是美洲史前期結束的標志，而且是全球經濟和文化大融合的肇始。

跨大陸的史前大交換約始于7000年前，止于約3500年前。西亞的大麥、小麥傳到了東亞，中國的小米和黍傳至西歐，水稻從長江中下游傳到南亞和東南亞。北非的高粱和非洲小米到達了印度河流域。大麥約2900年前出現在新疆四道溝遺址和約3830—3643年前的甘肅黑水溝遺址。山東年代最早的大麥約在2800—2700年前。然而意外的是，我國出土最早大麥和小麥的遺址不是在西部，而是在東部。比如，福建黃瓜山遺址出土大麥的年代為距今6000年，而山東趙家莊遺址發現的小麥校正后碳14年代約在4512—4160年前。這不得不使學者們考慮史前期存在海上交換通道的可能。東西方谷物交流互鑒的例子見于天山西側的柏伽什遺址。在一個游牧者墓地中同時存在西亞的小麥和東亞的黍，年代約在4500—4200年前。15世紀開始的跨大洋交換將小麥帶到了美洲，把美洲的玉米和馬鈴薯等帶到了歐洲。

除了主食的谷物外，家畜也見證了史前期大交流。中國的六畜除了豬和狗為本土馴化、家雞起源地仍有爭議外，牛、羊和馬都來自西亞和中亞。黃牛最早于1萬年前在西南亞被馴化。距今約7500年，巴基斯坦也出現了黃牛，可能是馴化的另一個中心。黃牛于7500—4500年前向西擴散到愛爾蘭，約4500年前向東到達我國西南地區。我國最早的黃牛發現在云南洱海的銀梭島遺址，距今5000—2000年。甘青地區齊家文化遺址和中原龍山文化遺址均見有黃牛遺骸，年代在4500—4000年前。因此，黃牛進入中國可能也有兩條路線。

綿羊和山羊1萬年前在西亞和中亞被馴化后，約在5600—4000年前進入我國西北地區。早期羊類遺骸主要見于甘青地區5600—4800年前的馬家窯文化早期遺址和陜西5500—5000年前的仰韶晚期遺址中，到4000—2000年前，家羊已經極為普遍。家馬約5500年前在中亞哈薩克斯坦被馴化后，便向歐亞大陸東西兩側擴散。于4000—3600年前進入我國甘青地區，3300—2000年前已經廣布新疆、陜西、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區。馬作為乘騎和役畜的馴化和傳播，對世界文明的進程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于農業起源和食物全球化，我們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對于農業起源的動因，目前有幾種比較流行的理論。一是人口壓力說，認為更新世晚期，人口的增加和野生資源的減少，觸發了人類的糧食危機，在世界各地幾乎同步開始了動植物的馴化過程。二是競爭宴饗說，認為在農業開始初期，馴化動植物在緩減饑荒中作用不大，而有的馴化物種與果腹無關。所以，許多重要作物的馴化是在食物資源比較充足的情況下，為擴大食物品種、增添美食種類的結果。三是自然發生說，即為了應對降水和野生資源的季節性波動，狩獵采集者會對某些偏好的物種進行干預，以備不時之需。刻意加大對某些物種的依賴并操縱它們的繁殖，會導致某些物種發生遺傳變異，進而造成一種偏差放大的過程，這就是馴化的開始。這個理論由美國考古學家肯特·弗蘭納利對墨西哥瓦哈卡河谷圭拉那魁茲洞穴的發掘而得到了充分的論證。

食物全球化也可以從農業起源理論得到某種啟發，這就是在跨大陸交流中，不同食物的采納和擴散存在不同的動力機制。而史前期交流的原因可以從第二次“哥倫布交換”的過程得到啟發。與農業起源相比，一種食物擴散的機制類似宴饗模式，源于以富人享受為主導的采納和推廣；另一種機制類似人口壓力模式，為解決貧民的饑饉問題而驅動。

公元前8—前3世紀的歐洲文獻記載了對待食物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一種強調富有、享樂、精致而多樣的生活，另一種崇尚簡樸。社會也存在兩個極端，一面是富人崇尚美食，另一面是窮人食不果腹。在食物全球化過程中，明顯可以看見這兩種不同驅動力的跡象。早期歐洲富人只吃小麥面包。1694年法國馬賽從埃及進口的大米是分給窮人的口糧。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窮人分發大米和小米粉面包。18世紀，大米、小米、蕎麥和玉米這些外來物種是歐洲窮人果腹的主食，在西非，玉米最初是作為黃金海岸礦工的口糧而推廣的。愛爾蘭貧苦農民主要種植土豆。

小麥雖然約在3500年前進入中原地區，但主要還是分布在周邊地區，是河西走廊先民的主食。中原地區的居民仍以粟和黍為食。16世紀玉米和土豆引入中國時，最先是作為長江上游窮人的主食，一直到18世紀長江下游的水稻達到土地載能時，人們才開始在丘陵地帶種植高粱和玉米。同時，官方勸說北方農民大規模種植紅薯以應對饑荒。

對于文化傳播，我們需要了解外來文化被拒絕、采納或滯后的原因。從食物全球化的過程來看，許多高產谷物是被作為應付饑饉或人口壓力而采納的。而且，由于本土文化傳統的品味和偏好，在對外來食物的采納過程中會出現滯后，或根據不同需求進行選擇和推廣。而且，社會的貧富階層也會出現主食品種的明顯反差。

文明起源與冶金術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鑄造的禮器和兵器堪稱中華文明的象征。早期中國的冶金術可能從西亞傳播而來，在這一技術的傳播過程中，學者們較多討論的是冶煉的技術和產品，較少深究冶金術傳播背后的社會背景與超自然因素。

由于天然銅在自然界的存量要比黃金多一百倍，所以很早就被史前先民作為一種特殊的石料加工和利用。西亞在一萬年前就開始使用天然銅，北美大湖區印第安人在哥倫布之前就已經大量開采天然銅。銅礦的冶煉最初可能從燒造陶器中發現，雖然技術相對簡單，但是制作的產品極不實用。青銅堅硬而不易斷裂，但是涉及砷和錫的添加比例，需要經驗的積累和控制。兩河流域和埃及缺乏錫，前者要到4100年前的烏爾第三王朝，后者要到4000—3700年前的中王國時期才進入青銅時代。

陜西姜寨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銅片和銅管，山東三里河遺址也見有4000年前龍山時期的銅管，但是缺乏冶煉證據。目前我國最早的青銅器見于西北地區。最早的青銅冶鑄遺址是約4100—3700年前的張掖西城驛。西北地區發現的青銅器都是實用器。河南二里頭除了刀、錐和鏃外，以鼎、爵、盉和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等禮器最為醒目。代表成熟冶煉技術的三、四期年代，距今約3600—3500年。

人類技術的發展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用來解決生存需求的實用技術，另一類是為了炫耀財富、地位和權力的顯赫技術。制約前者的基本因素是其功效和性能，而后者需要剩余產品的積累和資源勞力的巨大投入。顯赫技術是復雜社會用來維持等級的基礎，沒有它們，國家社會就無法運轉。從人類生存的“最省力”原則來看，史前先民也像今天的經濟規劃者一樣，在解決生存的問題上會力求降低成本，并使回報最大化。但是復雜社會的顯赫消費是權力的物質表現，是為了非實用目的而消耗能量。巨大勞力投入的紀念性建筑和各種奢侈品完全與最省力原則相悖，成為不惜代價展示權力的基本方式。

從顯赫技術看待冶金術的發展，我們可以管窺青銅技術傳播背后的社會動力。冶金術傳入中國西北地區時，遇到的是一種環境貧瘠的農牧社會。由于這種經濟無法積累財富，因此很難向復雜的等級社會發展。這種以親屬關系為主導的社會缺乏顯赫技術發展的需求或動力。

然而，中原高產的農業社會能很快積累財富，于是地位分化和等級世襲出現。為了維持這種世襲制，必然會求助超自然神祇。舶來品和顯赫物品的神秘性能被用來作為貴族世系超自然來源的象征，以便向民眾傳遞權力神授和地位不可復制的印象。所以，冶金術在傳入我國西北地區后，晚至漢代一直用來制作實用品和飾件。但是一旦引進中原被三代的統治者掌握，馬上就被用來生產禮器和兵器，成為顯赫消費的最佳形式。正是這些展示地位和權力的青銅器，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的象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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