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圣殿：北京》修訂版（上、下冊）書影。具有悠久、持續、遞進、多元、一統發展特性的北京歷史文化，在人類文明史上不僅絕無僅有，而且獨樹一幟，是高踞于人類城市文明之巔的“人類文明圣殿”。它還是孕育了遠古人類、現代黃種人、新石器文化和華夏文明的地方，堪稱“中華第一搖籃”；它更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從上古時代走來并且始終永葆大都市地位的城市，堪稱“天下第一城”；它同時是不折不扣的“東方第一都”，在它紅墻綠瓦的深處，蘊積著極為豐厚也極其深刻的東方文明內涵。該書既對北京歷史文化的本質屬性做了系統、深入、全面的縱向剖析，又對其特異性做了大視角的橫向比較。供圖：華夏出版社

在北京歷史文化的研究中，當我們不僅全面貫徹史學研究的“二重證據法”，還融匯多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僅突破按時代劃分研究范圍的拘囿，還努力克服“中原中心論”的影響，客觀、公允、全面地審視歷史，以下事實就會一一展現在我們面前：

姑且不論“北京猿人”是人類起源的源頭之一，單就現代人的起源而言，北京地區還發現了歐亞大陸東端最早的晚期智人實例，表明偏居一隅的北京地區不但是古人類的發源地，也是現代黃種人的故鄉。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種種跡象表明，整個中國北方的粟作農業和新石器時代革命實發端于北京及周邊地區，而非肇始于中原地區。從剛剛跨入新石器時代起，燕山南北兩側的文化就建立了密切聯系，甚至彼此源出一脈，此后更是密不可分。同時，作為貫通南北的大動脈，北京地區很早就把塞北和中原兩地的文化緊緊連在了一起。

東北地區雖然后來成了游獵民族的天堂，但在史前時代，那里卻有相當發達的農耕經濟，是大中華史前農業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鑒于大江南北各地的龍山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輝耀出了文明的曙光，中華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論早已為學者所共奉。殊不知華夏文明的起源還有一個“多重心”的特點，即不同階段各有不同的重心。這些重心交替出現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各在一定階段獨領風騷。而近年來的考古發現顯示，在距今5500年前后，在整個北中國，向著文明終極目標一路領跑的，恰恰是塞外的紅山文化。這一事實充分說明，燕山以北并非一直落后于中原地區，反倒是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并列的中華文明三大源頭之一。

中華文明始祖黃帝到底源出于何處？這顯然是中國歷史上的頭等大事，也是中華民族的頭等疑案。而于史可稽，黃帝正是從一度領先于中原的塞北紅山文化中走出來的，因為這獲得了本書第五章第三節所論的十二大證據的支持。在有關黃帝起源的東南西北諸說中，能得到如此支持的絕無僅有，故以此說最可憑信。

從紅山文化中走出來后，黃帝集團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在涿鹿及北京西北一帶點燃了神州第一束文明火把，而那時的莽莽中原，還處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尋根溯源，從形成雛形的那天起，華夏民族就是由北狄、西羌、東夷、中原集團融匯而成的，具有與生俱來的多元特質。

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夏商時期，西遼河流域的文化始終和北京地區保持著相當緊密的聯系。而除了文化的交融互動，塞內外人員的交往更是毋庸置疑，因為任何文化的交流都是以人為媒介的。黃帝集團從紅山文化的整體南下，就是燕北族群對燕南的一次大規模交流。北方游牧民族的遠祖葷粥族是從燕山南麓北徙的，金朝和清朝的祖先肅慎族也是從北京一帶遷往燕山以北的，這又是燕山以南族群對燕北的交流。凡此事例無不證明，燕山南北自古本是一家，屬于同祖同源的同一族系，他們被長城分開是很久以后才有的事。

相當長時間以來，中國古代游牧文化源起于西方的說法一直不絕于耳，至今仍是頗有影響的說法之一。倘如此，則數千年來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的“二元對立”，就不再是中國內部的“家事”了，而成了所謂的“國際爭端”，由此帶來的麻煩也不再是一個學術問題所能涵蓋。幸好有諸多事實證明，中國北方的畜牧經濟和畜牧族是因環境的演變而在夏代自發生成的，燕山以北的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就是它的一個故鄉。

以上所列，都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而它們樁樁與“中原中心論”的立場相悖，也樁樁與北京的歷史作用有關。其中關于中華始祖黃帝源出于燕山以北、崛起于燕山以南的論斷，更是對“中原中心論”的極大顛覆。

自從十八世紀中后期開始，西方學術界興起了一股“歐洲中心論”思潮，強調歐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區的特殊優越性，是世界發展的主軸，也是其他地區邁向現代文明的燈塔。大名鼎鼎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法國哲學家孔德、德國歷史學家蘭克等都是此論的代表人物，孔德甚至直言不諱地說：“我們的歷史研究幾乎只應該以人類的精華或先鋒隊（包括白色種族的大部分，即歐洲諸民族）為對象，而為了研究得更精確，特別是近代部分，甚至只應該以西歐各國人民為限。” 這種流弊甚廣的狹隘觀念，貶低了非歐洲國家的歷史地位和成就，使歐洲對西方以外的世界閉目塞聽，也使整個世界長久以來以西方意識為主導。直到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以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了“全球史觀”，這才打破了“歐洲中心論”的思維定勢，使全世界的歷史觀發生了巨大改變。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也只有徹底擺脫“中原中心論”的桎梏，才能全面展現大中華歷史的宏偉全景。

更重要的是，只有徹底擺脫這一拘囿，北京地區偏居東北一隅的特殊勢場才能充分顯現出來，它的歷史文化特性也才會全面展現出來。到這時，北京的歷史文化就會掀開自己厚重的面紗，向世人展示它所具有的特殊屬性——悠久、持續、遞進、多元、一統發展的屬性。

6月17日，在第29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召開之際，出版方舉行《人類文明的圣殿：北京》修訂版（上、下冊）新書分享會。供圖：華夏出版社

一座城市和一個人一樣，有它內在的氣質和氣韻，而這就是由它貫穿始終的歷史特性所決定的。北京歷史文化悠久、持續、遞進、多元、一統的發展，充分揭示這是一座極具創新性、恒久性、進取性、開放性和統一性的城市，這就是北京的氣質和氣韻。

既然是一座城市的軟實力，這五大特性就必然會反映到城市發展的“硬件”上來。北京地區最早的拓荒者是北京猿人、東胡林人和崛起于涿鹿及北京西北一帶的黃帝集團，而周口店遺址、東胡林遺址、延慶阪泉遺址等，就是他們給這片熱土留下的實體遺存，證明了北京地區歷史文化的悠久性。至于北京地區歷史文化的持續性，則包含在有128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5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全市近萬項文物古跡中。北京歷史文化的遞進性，則是由每個階段的最高規格遺跡及遺物表現出來的，這在各個時代都不難找到。

那么，古都北京的多元性和一統性又是如何在城市建設中體現出來的呢？換言之，什么樣的“硬件”才最能反映北京歷史文化的多元性和一統性呢？這個問題直接關乎北京這個文明古都所蘊積的特殊內涵，理應重點剖析。于是，在逐章論證了北京歷史文化的五大特性后，本書第七章又專門對古都北京城市建設的多元一統風貌展開了討論。

質言之，多元性在古都北京的表現是無處不在的。大到民族的多樣性及民族語言、文字、建筑、服飾、文化、習俗的多樣性，小到一座墓葬或一個遺址內不同譜系器皿的共存，細到同一件器物上兼有的不同文化因素，都是多樣性的反映。但這種多樣性是一種泛文化現象，在許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以證明北京地區非同尋常的多樣性和兼容性。因此，第七章專門擷取了不同宗教建筑在古都北京的并存與發展，以此來說明各大宗教在古都北京的共生共榮。眾所周知，在人類歷史上，宗教是具有一定排他性的，尤以一元主神的宗教為最。而倘若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再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都在北京這塊土地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會給我們帶來什么啟示呢？這自然說明了北京所具有的特殊兼容性。

至于一統性，它在古都北京的表現不僅可以反映在第六章所說的主流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的一以貫之上，更能反映在第七章所論的標志中華民族傳統信仰的典型建筑的一脈相承上。

在充分論證了北京地區歷史文化的基本特性及表現后，第八章對這些屬性做了全方位的比較研究。如前所述，這種比較應該是多層面的，不僅要和中國的八大古都做比較，還要和世界各大古都及著名古城做比較。而比較的結果是，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大歷史文化名城中，同時兼有悠久、持續、遞進、多元、一統發展特性的，北京是唯一的一個。這個結論無疑給北京帶來了莫大的榮耀，其中最突出的亮點是：

放眼整個北京地區，既存在標志古人類起源的“北京人”，又存在標志現代黃種人起源的“田園洞人”和“山頂洞人”；既有新石器時代先驅的“東胡林人”，又有點燃了神州第一束文明火把的黃帝集團及其后人，是集人類起源、新石器時代起源、國家文明起源于一身的地區。這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可謂絕無僅有，在世界上也極為罕見，使得北京當仁不讓地成了“中華第一搖籃”。

僅就城市文明的發展而言，在地理位置固定不變、城市文明持續不斷、都市地位始終不降的三大前提下，由殷商薊城以迄于今，北京城整整度過了三千二百多個春秋。其時間之長不僅在中國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無出其右，這又使北京當之無愧地榮膺了“天下第一城”的桂冠。

從城市建設來說，體現中華民族乃至整個東方民族傳統信仰、倫理道德、文明基干的禮制建筑，以及展示泱泱華夏厚德載物寬闊胸襟的宗教建筑，都在古都北京得到了充分展現，昭示這里是東方文明的集大成之所，這又使北京自然而然獲得了“東方第一都”的美譽。

若將北京歷史文化的五大特性全部歸納起來，如此悠久、持續、遞進、多元、一統發展的北京，就更是舉世無雙了。猶如希臘人將雅典衛城奉為圣城和神靈一樣，北京也是這樣一座圣城，是世界歷史上無出其右的“人類文明圣殿”。

（作者系知名文史學者，曾任武漢大學考古專業主任、北京藝術博物館館長、北京市文化發展中心主任等職。本文經授權摘編自《人類文明的圣殿：北京》修訂版，現標題系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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