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一處房地產項目正在建設中。中新社記者 韋亮 攝

東北民企紓困 如何跨越“三座大山”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霍思伊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民營”“小微企業”被多次提及。《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目前實體經濟困難較多，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有效緩解，營商環境和市場主體期待還有差距。

與上海、浙江、廣東等市場化發育程度較高、民企傳統較好的地區相比，在曾是“共和國長子”的東北三省，民企紓困更是面臨著挑戰。

遼寧省社科院副院長梁啟東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2015年至2018年連續四年，在每年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東北三省的企業加起來只有9~10戶，這個數字一直沒有變化。其中，遼寧最多，能達到6~7戶，吉林和黑龍江分別占1~2戶。而浙江2018年入圍的企業共有93家，其中杭州一市就有36家，廣東入圍數也達到了60家。可見，東北和江浙、廣東等地還有很大的差距。

在梁啟東看來，東北民營經濟的問題，主要是龍頭企業偏少、產業結構層次偏低、創新能力偏弱。

新一輪紓困政策出臺

“兩個毫不動搖”的表述再次出現在民企座談會上。以座談會為時間節點，全國各地政府、相關機構相繼推出了新一輪民企紓困政策，東北也不例外。

去年10月8日，黑龍江省發布的《關于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從培育壯大市場主體、降低民營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和加大金融、財稅支持力度等8大方面列出了50條措施以支持民企發展。

隨后，12月8日，遼寧省則發布了《關于加快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推動民營企業由小變大、由大變強，并出臺對金融機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具體獎勵措施。

接著12月17日，吉林省印發《關于全面優化營商環境深入推進民營經濟大發展的意見》(簡稱“40條”)，涉及8方面40條舉措。吉林省政法機關和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財政廳、科技廳、自然資源廳、市場監督管理廳、稅務局等部門也結合各自的職能，分別出臺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具體舉措。

隨后地市一級也紛紛響應。例如，沈陽市在兩個月內密集出臺了《沈陽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若干政策措施》(“民企34條”)和《沈陽市關于進一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民企28條”)。

沈陽市委副書記、市長姜有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中央召開座談會之前，沈陽開始籌劃民營經濟“34條”，正好在會后不久，也就是去年11月25日出臺。后來，為了落實座談會精神，又在一個月后推出了“28條”。

《中國新聞周刊》綜合比較了這一輪民企政策后發現，各地的政策大同小異，都相繼出臺了紓困基金和產業基金。只是由于地方財力不同，在支持力度上有所差異。

以紓困基金和產業基金為例，吉林省依托省金控集團和央企設立了總規模100億元的吉林產業轉型發展基金;遼寧沒有在省級層面設立相關基金，只是提出了支持性意見;在沈陽，分別設立了100億元產業轉型發展基金和總規模為100億元的上市公司紓困基金。

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玉霞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認為，這次東北的政策力度很大，但即便如此，由于浙江、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力度更大，而這些地區的營商環境又優于東北，所以人才和資本還是會傾向于流向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

給銀行“下指標”

本輪紓困政策，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成為重點。

沈陽市委副書記、市長姜有為表示，在東北，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突出，背后的成因很復雜。

首先是需求側的原因，中小企業所處產業層次相對偏低，信用建設水平不高，此外有一些企業資產規模相對不大，可供抵押的資產不多;同時也有供給側的原因，比如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金融創新不足等問題。

遼寧省社科院副院長梁啟東也認為，融資的關鍵在于企業信用。東北的誠信環境較差，有些小微企業普遍存在經營不規范、財務不透明、信用記錄缺失等問題。甚至有些企業自身都沒有建立完善的財務制度，個別企業的出發點就是鉆銀行空子。因此，這些企業連銀行最低的貸款門檻都達不到。

另外，在東北，資本市場發育不足，中介組織缺乏，直接融資渠道不暢，很多企業家的融資意識也不強。

全國人大代表、吉林市委副書記、市長劉非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東北的融資方式單一，多數企業只靠銀行貸款，上市企業少，很難從市場中吸引資本。

對比各地2017年A股IPO的企業戶數可知，廣東、浙江、江蘇分別為98戶、87戶和65戶，而東北只有4戶。

姜有為坦言，在銀企對接，融資擔保體系建設，以及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方面，東北和其他地區相比，還存在一些差距。

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不同成因，東北三省在各自的政策設計中都有針對性地出臺了一系列具體舉措。

在加大對民營企業信貸投放力度方面，主要通過改革銀行等金融機構考核機制、金錢獎勵等方式予以刺激。

例如，遼寧省對民營企業貸款余額增長超過30%和50%的銀行機構，分別按照當年新增民營企業貸款額的0.25%和0.5%給予資金獎勵。沈陽則專門于2019年2月出臺《沈陽市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服務若干政策措施》，對當年小微企業貸款戶數及余額增長比例位于同類銀行前2名的銀行機構，授予“小微企業信貸突出貢獻獎”，并對獲獎銀行負責小微企業授信的審查部門和管理部門頒發獎金共5萬元。

吉林則對貸款扶持的目標作出了明確界定：爭取三年內對民營企業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比例達到50%。吉林還把金融機構業績考核與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掛鉤，提高民營小微企業授信業務考核權重。

黑龍江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要做到“三個不低于”，對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于上年同期戶數、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這種“下指標”的方式是本輪紓困政策的特點之一。

在中央層面，2018年11月7日，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明確提出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三年以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耀認為，“下指標”一定程度上轉變了銀行放貸不平衡的問題，使銀行更關注和了解中小企業，擴大服務面的同時，也在支持中小企業方面積累了經驗。對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營造出一個很好的氛圍，可以起到明顯的效果。

不過，全國工商聯副主席，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東生則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過給銀行下貸款指標的方式來解決中小融資難的問題，會給銀行造成兩難，一方面要求控制不良率，對貸款的壞賬負責，另一方面還要完成指標，支持中小企業。尤其在國家“三大攻堅戰”的戰略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成為核心任務，國家對金融機構加強監管，實行壞賬終身追責，銀行的壓力增加。

2019年3月13日，銀保監會印發《關于2019年進一步提升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其中提到，商業銀行在目前小微企業信貸風險總體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將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寬至不高于各項貸款不良率3個百分點。

這被認為是解決銀行困局的出路之一。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對中小企業貸款所形成的壞賬容忍度都會更高一些。但為了控制風險，銀保監會也給出了適度放寬的上限3個百分點。此前，黑龍江省出臺政策明確強調，對小微企業貸款的不良率容忍度可比平均貸款不良率容忍度高出2個百分點。

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玉霞則認為，從頂層設計上就應該采取兩條線，將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功能區分開來。不要讓商業銀行承擔過多的政治和社會職能，比如為了穩就業而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商業銀行本身就是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一旦因為貸款給中小企業而造成不良率過高，銀行風險激增，會使整個金融市場更加混亂。

她建議，由政策性銀行承擔這個功能，即使出現不良，也可以由國家財政兜底。而現在，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作用混在一起，這是有問題的。

她還強調，在2019年，中國內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外部中美貿易戰使風險激增，從整個宏觀經濟形勢來看，企業經營的風險較2018年更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鼓勵銀行等金融機構扶持中小企業，應該制定更多細則以指導銀行如何規避風險、控制風險。在監管上，也應該有一些務實的政策落地。但目前還沒有看到相關政策。“一句話，改革還是不配套。”

李東生建議，可以由政府資金牽頭成立擔保機構。有些企業借不到錢，是因為信用不夠。但如果政府給他擔保，收擔保費，這樣貸款利息雖然會高一些，但符合市場規律。擔保公司收擔保費，能夠覆蓋它的風險。

“我一個開擔保公司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擔保費是3%，但是壞賬率可以控制在2%以內。雖然賺得不多，但也解決了銀行的壞賬問題。”李東生說。

李東生認為，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更加合理。而用行政的手段來解決，已經被歷史反復證明是有問題的。

但是，擔保存在代償風險。在姜有為看來，對于這類風險，一要防范，二要化解。政府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沈陽正在重構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提高融資擔保能力，特別是支持成長性好的中小型科技企業發展壯大。

“政府也要加強對擔保公司的監管，關注擔保公司的資產質量、資本充足率、放大倍數等指標，做好風險防范。”姜有為說。

從間接融資到直接融資

除了加大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投放力度，本輪紓困政策的另一個特點是支持民營企業直接融資。

東北三省均在政策包中強調，要鼓勵企業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進行融資，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

黑龍江鼓勵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上市公司發起設立私募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機構，引入各類社會資本，提高為民營企業直接融資的供給能力。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行債券融資、首次公開發行上市和再融資。

獎勵力度也很大。對總部和主營業務均在黑龍江的企業，在境內主板、中小板、創業板首發和借殼上市，以及境外主板、創業板首發上市(上市融資2億元以上)的，省財政一次性補助1000萬元。在“新三板”掛牌的，省財政一次性補助200萬元。

遼寧也要求有效發揮各級政府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功能，支持民營企業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發行企業債，積極探索股權抵(質)押、商業擔保等方式，對民營企業給予引導基金股權直接投資支持。

遼寧還提出，各市要加快推動本地區規模以上企業開展股份制改造。

姜有為認為，如果企業家有好的項目，但是缺乏本金，可以通過開放股權，讓其他資本進來，形成一個股份多元公司。

在遼寧，企業可以到遼寧股權交易中心掛牌并宣傳展示、進行股權交易等。2018年，沈陽市新增掛牌企業增長46%，累計達到930家。

姜有為表示，沈陽民營企業的股權開放程度還需要進一步提升，這樣才能獲取各方面更多資源，同時也體現出公司的價值。沈陽市已專門成立企業上市工作領導小組，設立上市后備企業庫，鼓勵支持企業上市。

在陳耀看來，間接融資對企業負擔重，直接融資的還債壓力更小，企業可以更專注于生產經營活動。

公開數據顯示，2003 至 2017 年間，中國的直接融資比重一直在緩慢上升，從約 30% 上升至 50%，但與他國仍然存在差距。2015年，G20國家的直接融資比例大多集中在65%~75%區間內，美國則顯著高于其他國家，超過了80%。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指出，債券市場在2013~2018五年間的發行額平均增長速度是45.7%，但是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股權融資市場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優化我國的宏觀融資結構，是一個非常急迫又責任重大的任務。”他說。

在東北，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突出。

國家發改委東北振興司司長周建平表示，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東北地區融資渠道相對單一。東北發展以前主要靠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比例比較小，其多層次市場體系和南方相比差距較大。

關鍵在于國企改革

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玉霞認為，新出臺的紓困政策確實解決了部分企業“過橋難”的問題，也使東北的營商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整個東北的問題，不是靠一個舉措、一個文件的出臺就能解決。長期以來，由于傳統計劃經濟思維的影響，東北的制度成本較南方等地更高。“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標簽已經形成，要想改變外界的看法，需要長期的努力。

在東北，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和轉型的火山，這“三座大山”，顯得尤為龐大。

作為計劃經濟最早進入、最晚退出的地區，東北的計劃經濟色彩仍然比較重，商品經濟市場發育緩慢，產業結構不合理。

而且，由于東北的資源型產業較多，產業的價值鏈較低，以加工類產業為主，科技創新產業較少。隨著自然資源越來越少，企業的發展也遇到瓶頸，后勁不足。

吉林市長劉非表示，在東北，戰略性新興產業剛剛起步，但想要找到新型的產業或產品來代替并非易事。

遼寧省社科院副院長梁啟東認為，在中國很多地區已經進入工業3.0，甚至4.0時代的情況下，東北的民營經濟還處于1.0和 2.0工業時代。“計劃經濟在東北的痕跡還表現在央企的龐大，以及政府干預過多。”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指出，國企具有擠出效應，由于塊頭大，對市場占有的影響也大，民企只能分一小杯羹，做點拾遺補缺。資源是有限的，國企越發達的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受限越多。在東北，民企的市場很小，多數都是為國企做供應商。

多位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東三省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于一個或幾個大型國企。比如，鞍鋼之于鞍山，遼河油田之于盤錦，撫順石化、大連石化對撫順和大連的影響。也因此，轉型的難度更大。

梁啟東認為，東北民營經濟發展的關鍵在國企改革。

從“國有資本適當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到“國企改革絕非從競爭性領域大規模退出”，再到“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中央表述上的變化也可以看出近些年來國企改革上的思路。

陳耀指出，國有經濟做大做強，不能憑借壟斷地位，而要通過市場競爭。民企自身也要努力去適應市場。“在當下，東北民企的轉型應該圍繞創新能力的提高。”

吉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安桂武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東北資源性的經營思路比較普遍，當擁有資源就等于獲得競爭優勢的時候，其實抑制了企業的創新思維。他指出，就當下而言，由于充分的交流與借鑒，各地在政策上的差別越來越小。以吉林省為例，提出政策要對標全國前三名，所有已經出臺的政策都要和浙江、上海等地比較。

“關鍵在于區域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市場主體意識，也就是企業家自身素質轉型與提升。”他說。

劉非也強調，東北的思想觀念陳舊，受傳統觀念束縛，安于現狀、“小富即安、不成即滿”讓部分企業缺乏做大做強的膽量和氣魄，制約民營企業整體素質的提升，在轉型升級的新形勢下，面臨“不想轉、不會轉、怎么轉”的困惑。這也是計劃經濟思維遺留，需要比較漫長的轉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能做的就是引導。

關鍵詞： 東北民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