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東長江干流青銅文化的幾個問題

——兼論渝東與川東渠江流域青銅文化的關系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段 渝

古代巴國的青銅文化，由于長期以來缺乏比較系統的實物資料而一直未能獲得更多的研究。近年以來川渝地區以及三峽地區考古工作的全面開展，為巴國青銅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資料和條件。但由于巴國歷史與疆域變遷的復雜性，使巴國青銅文化的許多問題還有待于深入探討。本文根據渝東長江干流的考古發現，結合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對這一地區青銅文化的有關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求教于海內外專家學者、博學通人。

一

渝東長江干流青銅文化的初現

商周時代，早期青銅文化開始在今重慶渝中區以東長江干流地區萌芽，重慶萬州中壩子遺址出土的銅魚鉤和銅鏃,便是文明要素的點點曙光，昭示著早期文明的起源。

不過，在商周時代，由于渝東長江干流地區在整體上尚處于從史前向文明、從酋邦向國家過渡的歷史階段，同時該地區復雜的地理環境分隔了各族群各村落之間的溝通、聯合和政治上文化上的擴張，并且這一時期該地區長期受到來自西面的古蜀文化和東面的楚文化的較強壓力，所以它自身的文明要素十分脆弱，其文化與政治成果難以充分擴展，以至嚴重影響了它自身文明起源的歷史進程。可以說，渝東長江干流地區是在步履蹣跚之中走進了它的青銅時代的。即使到了戰國時代，該區域內的一些地點不斷制作青銅器，如在萬州麻柳沱Ⅰ區發現的青銅鉞、刀削、鏃和柳葉形劍的石范（圖一),以及在其他遺址如新浦遺址、石地壩遺址等發現的石范等，但均為造型簡單的小型銅器，乃由各地自行制造，鑄銅工業規模小而分散，因而抑制了該區域青銅器鑄造業的發展。這種情況意味著該地族群的分散性，它所表明的是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在春秋戰國之際擁有發達青銅文化的赫赫巴國南移長江干流以前，渝東長江干流地區還沒有產生出一個能夠聚合區域內各族政治力量，并使區域政治一體化的強有力的統治權力中心

圖一 東周時代遺存出土銅器 

二

云陽李家壩青銅文化的興起

東周時期，由于巴國文明的南移、進入與推動，巴地的青銅文明達到全盛時代。屬于這一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充分表明了這個事實。

1997年和1998年，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云陽縣文物管理所對重慶市云陽縣李家壩遺址先后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從商周至漢初的大量文化遺存,獲得了引人注目的豐富成果，尤其是東周時期大量巴文化墓葬的發現,對于東周時期渝東長江干流巴地青銅文明興起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云陽李家壩遺址位于長江北側支流澎溪河東岸一級臺地，距南面的長江僅數十公里。該地海拔高度為140～148米，遺址面積約60萬平方米，商周和東周時期巴人的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壩區前緣的第Ⅰ、Ⅱ發掘區。1997年在李家壩遺址發掘出土40座東周時期的巴人墓葬、多座房屋基址、3座陶窯以及大量遺物，1998年發掘出土45座東周時期的巴人墓葬、44個灰坑、2座房屋基址、5條灰溝以及大量遺物。

李家壩的兩次發掘均出土大量青銅器（圖二）。青銅器大多數出土于墓葬，少量出土于文化層。第一次發掘出土各式青銅器65件（其中可復原59件),第二次發掘出土各式青銅器169件，共計234件，在渝東長江干流可謂空前的發現。出土的青銅器基本為范模鑄造，兵器均為雙范合鑄。按用途和性質分類,有兵器、飪食器、酒器、樂器等，以兵器的數量為最多。屬于兵器類的主要有劍、矛、鉞、斧、戈、箭鏃、刮刀、削等，屬于飪食器的主要有鍪、鼎等，屬于酒器的主要有杯、壺、勺等，屬于樂器的僅有鈴。青銅器大多制作精美，兵器如劍、矛、戈上常鑄有虎、人頭、人形、水鳥、蟬、手臂紋、心形紋、云雷紋等凹線紋飾圖案，也有淺浮雕加陰刻線的紋飾圖案，斧和鉞上有各種幾何形凸線紋飾圖案，顯示出比較精熟的青銅器制作技術和高超的工藝水平。

三

渝東長江干流青銅文化的性質、來源和族屬

除李家壩而外，在渝東長江干流地區迄今還沒有發現成片密集分布的成熟形態的青銅文化。以此而論，李家壩青銅器群自然可以作為渝東長江干流巴地青銅文化的代表。

李家壩遺址的早期，相當于中原的西周時期，上限可到商代晚期。這一時期的主要遺跡包括房屋建筑、灰坑、墓葬、水溝和泥條等。房屋建筑可分為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兩類。地面建筑的全貌已不能確知，僅發現在斜坡上分布的大量柱洞。在柱洞的分布范圍內沒有發現居住面，僅發現少量陶片，推測房屋應屬干欄式結構建筑。早期墓為淺豎穴土坑墓，隨葬品為陶器和石器。遺址內出土的遺物主要是陶器、石器和獸骨等。早期遺跡說明，在商周時期，那里還是一個人群不多、居住分散的小型聚落。然而到了遺址的晚期即東周時期，李家壩一帶演變成為一個大規模的聚落，出現大片密集分布的墓葬，墓葬內隨葬有大批精美的青銅器，這對于上一個階段（商周時期）的較薄文化層堆積和零星墓葬來說，不啻是一個跨越式的大躍進。這種變化，尤其是該地區成熟形態的青銅文化的出現和興起，從迄至當前的各種資料分析，它不是當地自身文化的創造，而應與春秋末戰國初巴國從漢水流域南移長江干流，東與楚國數相攻伐，西與蜀國爭城奪野有著直接關系。

在李家壩遺址的早期遺存中沒有發現青銅器，聚落也呈現為一般性村落的形態，沒有表現出任何早期文明的因素。從遺址早期到晚期，其間也沒有出現青銅器發生與演變的任何跡象。因此，東周時期（其實主要是戰國時期）這里出現的大批青銅器，就不會是當地文化在自身基礎上的創造。盡管從某些因素上看，李家壩遺址的文化特征一脈相承，但這卻不能說明其青銅文化的發生、發展和演變。從墓葬內出土青銅器的形制和年代分析，不管是第一期還是第二期墓葬內出土的青銅兵器，均多與川西平原出土的同類器相似，而川西平原的蜀式兵器有著清楚的發展演變序列。同時，李家壩墓葬在形制上和構筑技術上也與川西平原蜀墓具有相當多的相似之處。由此看來，李家壩巴人青銅兵器與川西平原蜀文化有著某種深層關系。

圖二 重慶云陽李家壩墓葬出土青銅器

李家壩巴人墓葬表現出墓主之間還沒有形成嚴格的層級制度這樣一個特點，它從一個十分重要的側面顯示了當地巴人的社會與政治組織的構成情況。根據墓坑和葬具的規模，李家壩墓葬大體上可分為大、中、小三類，半數以上的墓葬無葬具。在兩次發掘的85座墓葬中，僅有40座發現木質葬具，以單槨、單棺和一棺一槨為主。有葬具的墓葬形制一般較大，有的有二層臺。這些現象似乎表現出層級或等級之分。但是，有的無葬具的墓坑具有熟土二層臺，而大、中、小型墓內出土的器物尤其青銅器的數量相差不多，并未顯示出其間具有明顯的尊卑貴賤之分，意味著墓主生前的政治經濟地位沒有太大差別，說明這是族群的公共墓地。這樣的墓地形態所揭示的是，東周時代這里是一個還沒有達到國家水平的酋邦的聚落。

將李家壩墓葬同重慶涪陵小田溪先后發掘清理的戰國中晚期巴國王族宗室墓葬相比較,可以看出，不論在墓葬形制、器物規格方面，還是在墓葬及遺物所反映出來的嚴密有序的等級制度方面，李家壩墓葬顯然都無法與涪陵小田溪墓葬同日而語。這表明，李家壩墓葬與巴國王室及其宗室或家族沒有關系，不是后者的文化遺存。從葬俗方面看，李家壩墓葬明顯反映出流行早期殺殉習俗的特點，而這種習俗在小田溪墓葬完全沒有反映，可見同樣與姬姓的巴國王族統治者集團無關。

《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記載：“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用這段記載來對照李家壩墓葬的一些現象，很容易認為李家壩遺址所流行的殺殉遺俗以及青銅器上的虎紋，是該族群為廩君后代的證據，或認為因廩君死后化為白虎，其后代祭祀廩君，遂以白虎為圖騰。對此，我們應該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

首先，從考古記錄來說，李家壩墓葬所發現的現象是把人頭葬入墓內，或把人體肢解成數段置于墓內，沒有嚴格的規定或定制，而這幾種現象均與“虎飲人血”沒有直接關系。

其次，根據《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的記載，廩君后代是在宗廟用人牲作為祭祀的犧牲，而不是把人牲肢解后葬入墓內。所謂“遂以人祠焉”，這個“祠”字非常關鍵，但卻往往為學者們所忽略。祠，祠堂之謂。《史記·陳涉世家》：“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索隱》引高誘注《戰國策》云：“叢祠，神祠也。叢，樹也。”祠即祭祀先祖神主的廟堂。漢代所謂祠堂，即是先秦的宗廟，亦即所謂廟堂。《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所說“遂以人祠焉”的“祠”，乃是名詞用如動詞，即在宗廟（祠堂）進行祭祀之意。顯然，廩君后代的這種祭祀方式，與李家壩墓葬把人牲肢解后葬入墓內的埋葬習俗完全沒有關系。而且，《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所記載的是廩君后代以人血祭祀先祖廩君，并非把人牲肢解后葬入這些后代的墓中。可見，不論從祭祀環境、祭祀方式還是祭祀對象來看，李家壩墓葬均與廩君及其后代無關。

圖三 重慶云陽李家壩墓葬出土虎紋青銅戈

復次，李家壩墓葬所出青銅兵器上鑄刻的陰線或淺浮雕的虎紋（圖三),不能作為器主或墓主是廩君后代的證據。在成都平原所發現的東周時期的蜀式青銅兵器上，同樣鑄有各式各樣的虎紋。并且，早在商代的古蜀三星堆祭祀坑內就出土黃金和青銅制作的虎，在成都市金沙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石虎，而這些以黃金、青銅和石頭制作的虎，均與廩君無關。虎是自然界的猛獸，因其威武和勇猛等特點受到人們的敬畏和贊賞。人們用各種材料制作成虎形和虎紋，特別是在兵器上鑄刻虎紋，是為了借助虎的威力來增強自己的力量，這是古代交感巫術的產物。這種心理素質和行為方式并不專屬某一族群所有，它是許多地區古代文化的共性，殷卜辭中已見“虎方”之名，周成王時銅器《中赍》銘文提到“唯王令南宮乏（伐）反虎方之年”，《孟子·膝文公下》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春秋時江淮之間有“夷虎”,而虎的崇拜在古代長江流域普遍存在，更是不足為奇。尤為重要的是，今云陽地區從先秦至秦漢一直是板楯蠻的主要活動區域之一，板楯蠻以射殺白虎著稱于世，號“白虎復夷”[12]。李家壩青銅兵器上所鑄刻的各種形式的虎紋，即應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系，而廩君后代雖然“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之”，但卻并沒有以虎或白虎作為自己的稱號。

再次，在專門敘錄巴國史事的《華陽國志·巴志》中，對于廩君故事只字未提，說明《華陽國志·巴志》沒有把清江流域的廩君族群及其史事置于今渝東巴地之內，而《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所記載的出于武落鐘離山的廩君，確實與巴郡沒有任何關系。武落鐘離山，《水經·夷水注》謂即佷山，在今湖北長陽境。據《續漢書·郡國志五》“南郡”條：“佷山故屬武陵。”同書“武陵郡”條：“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又據《太平御覽》卷171引《十道志》載：“施州清江郡，荊州之域，春秋時巴國，七國時為楚巫郡地，秦昭王時伐楚，置黔中郡，巫地屬焉。”由此可知，廩君族群的居地佷山，戰國時屬楚巫郡，后屬秦之黔中郡，漢初改稱武陵郡，佷山是從漢之武陵郡改屬南郡的。由于《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是把南郡的廩君和巴郡的板楯蠻合傳加以敘錄的，而在篇首總挈全篇曰“巴郡南郡蠻”，所以容易造成廩君就是巴郡南郡蠻的錯覺。可見，廩君族群并非漢之巴郡內的族群，而是南郡內的族群。因此，《華陽國志·巴志》不敘廩君故事，是極有道理的，而位于今渝東長江干流的云陽縣，秦漢時并屬巴郡之朐忍縣，與南郡無涉。這就說明，云陽李家壩墓葬的族群應屬漢之巴郡蠻，與南郡蠻不同。可見，李家壩墓葬并不是廩君后代的文化遺存。

最后，所謂圖騰(totem),是說族群與自然界的有機物或無機物之間具有某種出生的關系，確切地說，是某族群把某種或某些有機物或無機物作為自身族群的來源。如易洛魁的鷹氏族把鷹作為圖騰，就是說鷹氏族是鷹的后代，以此來區分氏族之間的血緣關系。但是廩君傳說則與此完全不同，不是廩君來源于白虎，而是廩君死后化為白虎。很明顯，這個傳說根本不是關于圖騰的傳說，它同圖騰恰恰相反，不是人來源于動物，而是動物來源于人。可見，用圖騰來解釋李家壩墓葬的殺殉現象，未免牽強，難以憑信。

至于李家壩究竟是哪一族群的聚落遺址，可以肯定地說，它是巴地八族中板楯蠻的聚落遺址。《華陽國志·巴志》“朐忍縣”下記載：“大姓扶、先、徐氏，荊州著名，《楚記》有‘弜頭白虎復夷’者也。”秦漢巴郡之朐忍縣，即今重慶云陽縣。朐忍縣的扶、先、徐等大姓，均為板楯蠻，即所謂“白虎復夷”。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秦昭王時，因板楯蠻射殺白虎有功，昭王“乃刻石為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至漢初，板楯蠻因在楚漢之爭中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白虎為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弜頭虎子’者也。”可見，從先秦到漢代，今云陽縣地一直是板楯蠻的活動地盤。既然如此，那么云陽李家壩遺址又何嘗不是板楯蠻的文化遺存呢？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將李家壩遺址的性質綜括說明如下：

第一，從李家壩墓葬出土的大量青銅兵器來看，這個聚落表現出顯著的軍事性質。古代亦兵亦農，寓兵于農。由此可見，李家壩遺址在東周時是巴國治下的一個地方性族群聚落，這個族群還處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酋邦制發展階段。

第二，李家壩出土的青銅兵器多與蜀式兵器相近，卻沒有自身的發展演變序列，說明它的青銅文明或其上源與川西平原蜀文化有著比較深刻的關系。

第三，以李家壩青銅器為代表的渝東長江干流巴國青銅器多與蜀式青銅器相近，這同兩個因素有關，首先導源于商周和春秋時代巴、蜀地域的毗鄰。商周時代，蜀的北境在漢中西部，而巴國位于漢中東部，兩地長期毗鄰，文化上必然存在交流和互動，發生影響，所以它們在許多文化因素上得以近似。其次，川東嘉陵江以東地區和渝東長江干流地區雖為巴地，但在春秋末戰國初巴國進入以前，卻長期屬于蜀國的政治勢力范圍。隨著春秋末戰國初巴國從漢中南遷長江干流，進入鄂西渝東，成為這一區域的統治者，巴地八族于是成為巴國的治民,李家壩族群正是這樣的族群之一。同時，由于巴國進入帶來成熟的青銅文化，所以這個地區制作的青銅器自然會帶有更多的蜀文化風格特征，而這種風格的青銅器大量流布到其蹤跡所至以及政治勢力所至的區域，李家壩青銅器就是其中之一。另有一種可能是，巴國進入川峽地區后，由于沒有足夠的能力為巴地各族制作青銅器，因而雇用蜀人的流動匠人即戰國時代流行的所謂“鑄客”到巴地進行青銅器制作，所以這個時期巴地的青銅器十分接近于蜀式青銅器。當然，這種可能性還需要得到相應的材料才能證實。

第四，戰國時期的李家壩一帶既不是姬姓巴國王室或巴王族的中心聚落，也不是廩君蠻的聚落，而是板楯蠻的活動地域。

第五，李家壩青銅器尤其青銅兵器在渝東長江干流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反映出東周時代這片地域青銅文明的興起，是同頻繁而劇烈的戰爭與時俱來的。李家壩第二期墓葬大量出現的楚文化因素，正是清楚地反映了《華陽國志·巴志》和《水經·江水注》所說“巴楚數相攻伐”的時代背景。

四

渝東長江干流與川東渠江流域青銅文化的關系

1999年和200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四川省宣漢縣羅家壩遺址進行發掘，獲得了大批重要材料,初步揭示了渠江流域青銅文化的基本情況。

羅家壩遺址位于宣漢縣城北約45公里處，海拔約340米。遺址位于近似半島的三江一級臺地上，三面被河環繞。羅家壩遺址的地層可分為11層，依據地層疊壓關系和出土器物的形制，發掘者將羅家壩遺址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第9～11層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出土陶片以夾細砂紅褐陶為主，夾細砂灰陶、黑陶、紅陶次之。紋飾有繩紋、網格紋、附加堆紋、戳印紋、篦點紋、纟玄紋、籃紋等。器形有花邊口沿罐、折沿罐、喇叭口罐等。從陶器形制和紋飾的比較分析，羅家壩陶器同四川東北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陶器比較近似，其中喇叭口沿罐、折沿罐與通江雷鼓寨遺址和巴中月亮巖遺址的陶器相似,也與峽江流域重慶忠縣哨棚嘴一期、奉節老關廟下層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同時與陜西西鄉李家村文化、城固單家咀遺址等有著一定的關系，在內涵上也比較接近。

圖四 四川宣漢羅家壩墓葬出土青銅兵器 

圖五 四川宣漢羅家壩墓葬出土銅鍪、釜、甑 

渠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先秦時嘉陵江以西主要是蜀地，嘉陵江以東大部分為巴地。羅家壩遺址所在地的中河與后河在宣漢北匯入州河，州河在渠縣北小橋鎮與巴河相合匯為渠江，是渠江的支流。羅家壩出土的陶器與位于其北而同處于渠江水系的通江雷鼓寨、巴中月亮巖等遺址所出同類陶器相似，這三處遺址出土的陶器又與位于其北的漢中所出陶器十分接近。據《漢書·地理志》，漢中東部在歷史時期為巴地。可見，從漢中向南直到嘉陵江以東和渠江流域，史前時期亦應為巴地。羅家壩陶器又與峽江流域所出陶器有關，與時代稍晚的陜西城固寶山商周遺址[21]有一定的關系，而寶山遺址又與湖北宜昌路家河遺址有著密切關系。可見，以嘉陵江以東和渠江流域為中心，同類陶器的分布大致上呈南北向發展，它們應與巴地先民的遷徙和文化流布有關。從先秦史的角度來看，嘉陵江上游及以東地區包括渠江流域，有可能就是史前巴地先民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區，而后漸次向其南北流布，而主要流布方向是向南。在考古學上，喇叭口沿罐、折沿罐等是有可能從漢中東部向南漸次分布到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地區的，說明巴地先民的文化大體上是呈歷時性連續分布狀態的。這種分布狀態，有可能反映了史前至歷史時期居于巴地的這支先民的文化來源和走向。

羅家壩遺址的中期以第4～8及30多個墓葬為代表，屬戰國中晚期。出土的青銅器以兵器為主，主要有鉞、劍、矛、削、鏃等（圖四),生活用具有鍪、釜、甑等（圖五),生產工具主要有鋸、鑿等。所出的青銅兵器均為東周時期川東和渝東地區常見的器形，青銅矛上的巴蜀符號也常見于川東和渝東出土的巴式兵器，青銅鍪、釜甑同樣為常見的巴式器物。根據文獻的記載，羅家壩遺址所在的渠江流域，正是先秦時期板楯蠻分布的中心區域。可見，羅家壩遺址應為板楯蠻的文化遺存。羅家壩遺址各期文化的連續性發展演變，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反映了板楯蠻和嘉陵江、渠江流域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進程。

五

從渝東到川東——戰國時期巴國青銅文化的西移

從遺跡、遺物看，四川宣漢羅家壩遺址的文化面貌雖與重慶涪陵小田溪墓葬具有一定共性，但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它們在文化主體上的相似性，表明均屬古代巴文化的范疇，其間的差異性則意味著它們屬于古代巴文化的不同分支。四川宣漢羅家壩墓葬出土器物與重慶云陽李家壩戰國墓所出器物之間具有更多的共同點，其他文化遺跡也比較明顯地顯示出兩者之間更多的共性，而均與涪陵小田溪墓葬有著較多的差異（圖六）。把這種異同關系同古代文獻的有關記載相比勘，可以看出形成這種異同關系的原因所在。

圖六 重慶涪陵小田溪9號墓出土銅器 

從川東北地區嘉陵江、渠江流域和渝東長江干流青銅文化均屬同一文化即板楯蠻的文化這個現象分析，在先秦時期，從大巴山西緣往南至長江干流，再沿長江干流往東直到三峽入口的西邊，即從四川東北部嘉陵江流域延及渝東長江干流的大河兩岸地帶，主要是板楯蠻的分布地區。戰國以前板楯蠻已長期在這片地區活動、生息、繁衍，但還沒有進入青銅時代，而到春秋末戰國初，這片地區突然興起成熟的青銅文化，自然不會是在當地土著即板楯蠻文化自身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而是巴國青銅文化移入的結果。

戰國時代巴國的青銅器，在渝東長江干流和川東嘉陵江流域的多處地點有所發現，如渝東長江干流地區的云陽李家壩、萬州中壩子、涪陵小田溪，嘉陵江流域的宣漢羅家壩等地。其中，李家壩第一期墓葬青銅器最早，為春秋戰國之交和戰國早期，是四川盆地東部及渝東長江干流出現的年代最早、分布最為密集的青銅器群；李家壩第二期為戰國中期，小田溪和羅家壩為戰國中期到晚期。從嘉陵江以東到渝東長江干流地區青銅器的分布及其年代關系來看，這個地區青銅器是從李家壩第一期溯江西上發展的。戰國時代巴地青銅文化這種分布態勢，恰恰與巴國從三峽溯長江西上進入川渝的年代和路線相吻合。

巴國進入渝東川東后，雖面臨西面蜀國的攻伐，但最大的威脅仍然是來自于東面楚國軍隊的沿江西進，“巴楚數相攻伐”，所以巴國的武裝力量主要部署在渝東長江干流一帶。因而，考古學上發現的巴國青銅器大多數集中分布在這個地區，而渝西至川東地區很少發現巴國青銅器。到戰國中葉，楚國為了西拒秦國，奮力西上奪取大片渝東巴地。戰國中期忠縣崖腳墓地的19座典型的楚國墓，表明其時已成楚國版圖，而這時位于忠縣下游的云陽李家壩第二期墓地有大量楚文化因素，表現為巴文化與楚文化并存，實際上應是在楚國版圖內的巴文化，因為此時云陽已成楚地。在這個時期，巴國青銅器的發展方向向西轉移，主要集中分布在靠近江州的涪陵，和江州以西的川東地區嘉陵江、渠江流域，宣漢羅家壩青銅器應與這種情況有關，而1950年代發掘的四川巴縣冬筍壩和廣元昭化寶輪院戰國末秦代之際的巴人船棺葬及其大批青銅器，則與巴國滅國后其“勁卒仍存”有關。從巴國青銅器沿江西上又北折進入嘉陵江這一現象，不難看出巴國軍隊迫于楚國兵鋒之逼，從渝東長江干流逐步收縮到江州附近涪陵和川東嘉陵江、渠江流域一帶的情況。巴國青銅器在分布態勢上的這種變化，與歷史文獻所記載的巴國在長江干流和嘉陵江流域的五次遷都的情況，完全吻合。由此也可看出，《華陽國志》等文獻有關巴國歷史的記載確有相當的依據。

來源：《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5期

作者：段  渝（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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