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天中干的最多的事兒莫過于說話了，話天天說，可很少有人去想，語言是怎么來的。近日，有媒體報道，中國科學家在《自然》上發表最新研究成果，利用統計學分析方法，結合遺傳學、語言學、考古學等證據，首次確認了包含漢語在內的漢藏語系起源于大約4000—6000年前的中國北方黃河流域。這對國人來講，無疑是個好消息。然而，盡管漢藏語系的起源找到了，但人類語言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卻依然是個謎。

什么樣的表達才能稱之為語言

什么是語言，或者說具有哪些特征才能稱為語言?

“在語言學家眼中，語言作為研究對象，初始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抽象概念，一種是特定的語言系統，如漢語。” 語言學博士、中國科普所理論研究室博士后唐葉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在現當代語言研究中，語言的一個定義是人們從事語言行為學習、表達并理解的心智，偏向語言對于人類的通用性，這種觀點認為語言是人類與生俱來就可以獲得的能力，所有認知能力正常的兒童只要在成長環境中能夠接觸到語言，即使沒有人引導和刺激，也可以習得語言;另一種對于語言的定義則是一種口頭上或符號上的人類交流系統，人類是用語言去表達或控制周圍環境的客體，該理論強調了語言的社會功能。

“相比于其他形式的交流系統，如人類以外的動物所使用的動物語言，人類語言是獨特的。”唐葉說，其它動物，如蜂和猿所使用的交流系統都是封閉系統，其可表達的思想往往非常有限。而人類語言則相反，沒有上限且富有創造性，允許人類從有限元素中產生大量話語，并創造新的詞語和句子。這是因為人類語言是一種對偶碼，語言當中有限數量的元素本身并沒有意義(如聲音、文字和手勢)，但意義的組合(包括詞語和句子)是無限量的，有限的元素和無限的意義相結合即可產生無限的人類語言。

唐葉認為，人類語言的獨特性還在于具有遞歸性，正是由于語言的遞歸性，即語言結構層次和言語生成中相同結構成分的重復或相套(如從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廟，廟里有個老和尚，老和尚對小和尚說，從前有座山……)才賦予了人類語言無限的創造性——說話者可以創造出自己從未聽過或者講過的話語。

語言怎么演變來的眾說紛紜

從古至今人類一直對語言的起源興趣濃厚，并提出了多種多樣的解釋。“語言的起源是迄今為止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話題， 關于語言在何時何地起源有很多假說，并且沒有達成共識。”唐葉說。

最早關于語言起源的說法是“神授說”，在人類社會科學并不發達的時候，人們選擇宗教來解釋語言的起源。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斷言，上帝給地上萬物和眾生賜予了名稱，所以語言是神圣之物，富有魔力。古代西方觀點認為，語言是上帝創造的。這種解釋在教權時代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性，但隨著近代的思想啟蒙，人們開始用科學思維看待語言的起源。

唐葉表示，語言起源理論可以根據它們前提假設的不同分為兩大類：連續性假說與非連續性假說。連續性假說的基本思想認為語言不可能突然之間就形成最終的形式，它一定是由人類靈長類祖先的早期語言系統演變而來;非連續性假說則持相反的意見，認為語言有著獨一無二的特征，只能是在人類演化歷程中的某一時間點上相對突然地出現。不同理論間的另一區別是，有些認為語言是一種先天的能力，由遺傳因素決定，另一些則認為語言具有文化性，是通過社交接觸而習得的。

現今唯一一位重要的非連續性假說支持者是喬姆斯基。喬姆斯基如此回應達爾文主義的理論說：“在研究語言起源的很長歷史中，人們一直想要知道它是如何從猿類的叫聲中演變而來的。然而對我來說這完全是浪費時間，因為語言是基于與任何動物溝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則之上的。”但對于喬姆斯基的說法，大部分學者都不茍同，他們都傾向于連續性假說，只不過對于演變過程有各自的看法。

比如勞動起源說認為，語言是勞動創造文明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最初的語言是在勞動中由號子發展而來;擬聲說認為，原始人聽了自然界的聲音進行模仿，并用這種聲音代表發出聲的事物，看到荒野中的狗在叫，原始人就會學狗的叫聲“汪汪”，以后慢慢便用“汪汪”聲來指代狗;感嘆說認為，在憤怒、愉快等感情沖擊下，強大氣流通過聲帶產生語言，并認為人類基本感情喜怒哀樂發出的聲音，形成了最基本的詞匯等等。“遺憾的是，由于人類語言歷史悠久、語言本身的復雜性以及缺少有力科學證據支持，近20年來在語言演化方面的探究進展不大，至今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唐葉說。

語言的發源地依然是筆糊涂賬

據統計，目前世界上共有7000多種語言。它們是來自同一個發源地，還是有獨立的發源地呢?

世界語言分為9大語系，分別是漢藏語系(亞洲東南部)、印歐語系(歐洲、亞洲、美洲)、烏拉爾語系(烏拉爾山脈北部地區)、阿爾泰語系(巴爾干半島、亞洲中北、蒙古、俄邊界、中國)、閃-含語系(北非、西亞)、高加索語系(高加索山脈)、達羅毗荼語系(印度南部、東南部)、馬來-波利尼亞語系(即南島語系，在東南亞和大洋洲)、南亞語系(亞洲南部)。

此前，新西蘭學者昆廷·阿特金森研究稱，人類語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西南部地區，時間大約在15萬年前洞穴藝術開始階段。這種判斷的依據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較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熱帶島嶼上的語言所含音素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過100個，而夏威夷當地土語音素僅13個，英語的音素46個。一種語言離非洲越遠，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但隨后，有中國學者對此表示質疑，并提出如果全世界的語言有一個擴散中心的話，不應該在非洲，而是最可能出現在亞洲，精確地說，是在里海南岸。

歐洲學者邁克爾·西索沃等人稱，阿特金森的假說是沒有足夠數據支持的。如果用其思路研究語言的其他特征，如從句結構、被動語態的使用等，結果便與其結論大相徑庭——語言的發源地可能是東非、高加索山脈(即里海與黑海之間)或其他地區，并不一定如他所推測的那樣，來自非洲西南部地區。

然而，直至現在，這兩者都沒有充分而確鑿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假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語言起源方式和發源地的爭論上，目前依然是一筆糊涂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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