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葦是浙江湖州人，每當人們提到他，在腦海中閃現的卻總是西域的大漠與綠洲，這可能和他的創作題材有關。與那些在已經有一定創作基礎后又四處游歷的作家們不同，沈葦的創作生涯幾乎就是從西部開始的。30年來，這里幾乎承載著他全部的人生經驗和文學情懷。在評論者眼里，“西部”和“新疆”也幾乎成為沈葦的標簽。人們津津樂道他的“柔巴依體”和那些書寫歐亞腹地壯美風景的詩句，幾乎忘記了這位蓄著胡須的漢子原是來自江南水鄉。

所以，當2018年沈葦做出從西北回到江南的決定時，人們多少有點猝不及防。俗話說“人過三十不學藝，人過四十不改行”，而此時的沈葦已經53歲，離開生活了30年的地方，回到一個已經近乎于“異鄉”的故鄉，這一行動非有大定力者不能為之。如果從事件的角度來看，沈葦的定力自然是源自對家鄉親人的責任和思念，他也坦然承認返鄉前一年父母遭遇的車禍是其決定回來的關鍵因素，但是支撐沈葦返回江南的內在原因則是他對詩歌的理解。有關返鄉，沈葦有一段頗有意味的自敘，稱“30年前，一個水鄉人要去新疆沙漠蒸發掉一些水分；30年后，這個水鄉人感到蒸發得差不多了，再蒸發下去就有變成木乃伊的可能，于是百感交集地回來了。”(《沈葦：新疆已化作我靈魂的一部分》)其實，這正是沈葦基于“去地域化”的詩歌觀念對自己人生抉擇的生動表達。當人們執著地往沈葦身上貼標簽時，沈葦卻對自己的位置與創作姿態有著清醒的認知。地理空間并不構成對沈葦的限制，是去干旱的新疆還是去溫潤的江南，這完全取決于沈葦自己的生存狀態。一葦能渡江，亦能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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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有了《詩江南》這部詩集，這并不是對“新疆沈葦”的總結，也不是“江南沈葦”的開端。沈葦還是沈葦，他所堅持的詩學觀念一如既往。新疆抑或是江南都只是沈葦“綜合抒情”“混血寫作”和“去地域化”等詩學觀念的試驗場。在《詩江南》中，沈葦發掘著江南的意義，但他的雄心絕不僅僅是發掘“江南”這個地理概念的意義，他是在挖掘人生存的價值，挖掘那些可以解決人類生存困境的終極答案。

《詩江南》中，沈葦在實踐一種對水的解剖學。江南是多水的，水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江南的代表，而水又無處不在，它足以承載任何地方、任何時代人類的命運。于是，通過解剖水，沈葦嘗試去整理自己的行跡，去尋找那些自己關于世界的表述方式。沈葦甚至在一首題為《關于水的十四種表達》的詩中以多種方式去研究水，他從地理空間、形態結構、歷史典故等角度多次進入“水”這個詞語內部，并從中汲取更為豐富、復雜的內容。而這一切最終回到了人本身，水成為人自我表達的方式，成為人自我實現、自我完成的重要途徑。沈葦發現水是可以攜帶的，而隨水一同可以攜帶的還有一地的風物：由東南往西北，可以“銀瓶儲水，帶一壺金沙泉同去長安”(《芭提雅山莊》)，而由西北向東南，亦可以攜著一場大雪歸來。當然，較之那些被攜帶的水，更重要的是攜帶水的人，于是，有人告訴沈葦，當他回到江南，“一個胡人，/又被摁上了三點水”(《大雪過后》)。沈葦在詩中寫水，并執著地在水中找尋世界的本真，正如其詩中所言：“人間事，不過是菜圃里一滴露”(《把一株青菜種到星辰中間》)。如果將《詩江南》中的字做一個統計，那么三點水恐怕便是出現最多的部首。沈葦寫水，寫的是對人世間萬事萬物的思索。

經由對水的解剖，沈葦實踐著他的“去地域化”的詩學觀念，他毫不回避自己在書寫江南時所必須要面對的地域性，但也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地域性，才有了“去地域”“化”的可能。對沈葦而言，新疆與江南在風土人情上的強烈對比成就了他的兩個故鄉，這一觀念的形成由來已久，他在新疆居住時期的一些詩作中就曾經有這樣的表述：“當我出生時，故鄉是一座墳墓/陽光和田野合伙要把我埋葬”“現在我老了，頭白了/我回來了——又回到故鄉——/——流水中突然靜止的搖籃”(《兩個故鄉》)，新疆和江南是對位的，它們之中任何一個并不能單獨對沈葦產生意義，而當二者產生和聲，其意義便顯現了出來。這便是沈葦所說的“混血”，它并不是將新疆與江南并列放置，甚至是刻意突出兩者之間的不同，而是將二者緊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其所重視的是“混”這一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是一切行動的主體，其價值也隨之呈現。于是，沈葦呼喚著改造荒涼，“將一條河，像蛇一樣/提溜進沙漠”，而水與沙“兩種貧瘠的合作”卻最終將以“強盛”為名(《關于水的十四種表達》)。其實，地域本身只是一個名詞，它無知無覺，而其種種特質最終不過是人的情感呈現，通過“去地域化”的寫作，沈葦呼喚著人去積極改變生存處境，而人經過勞作所改變的絕非僅僅是外在世界，更是自己的內心。在《詩江南》中，沈葦向讀者們完整地呈現出了他“去地域化”的邏輯理路，他往往是由一個或一系列極具地域性的名詞起筆，例如《駱駝橋》開篇便是一句“向東，湖州城外/錢山漾的地下幽冥世界/碳化的絲，桑園，孤獨的高干桑/王大媽的面，淤泥里不腐的檀香木……”，任誰也會在這短短的詩句中讀出江南歷史的滄桑來，但隨即，沈葦便將自己的筆觸宕了出去，由江南一直向西揮去，一直揮到了西域的漫漫黃沙，這其中的內在動力便是沈葦本人的人生經驗和際遇。江南已非江南，而西域亦非西域，無數地域與時間在沈葦處激蕩，于是萬里長路、萬古長愁便化作了一些最簡單卻又切中本質的對宇宙與存在的思索：“此岸，彼岸；彼岸，此岸/揭諦，揭諦，波羅揭諦……”于是，這些帶有形而上意味的詩句便超越了地域所限，抵達了沈葦所追求的“詩的普適性”。

在《詩江南》中，沈葦的“去地域化”詩歌理想不僅突破了空間的限制，也在嘗試打破時間的藩籬。沈葦詩中的時間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及物的實在，它往往是由“物”開始的。時間的發端可能是銀杏樹，“銀杏樹的壯麗一瞬/如初冬突然的歌劇院/歌劇院里的交響樂和男高音……”(《銀杏樹》)；可能是綠頭鴨，“寂靜的午后/幾只綠頭鴨在覓食/桑地里，矮桿桑死了一半/另一半長出新葉”(《一次拜訪》)；也可能是一條沉船：“最早沉下去的，是瘋子船/連同梆梆作響的竹杠聲”(《沉船》)。在那些常常被人們所忽視的事物中，時間在醞釀、在發生、在悄悄地改變著一切。也正是由于沈葦在詩歌中塑造了一種及物的時間，他可以輕易地將時間對折，以物作為媒介，讓存在于當下時間中的事物與存在于歷史時間中的事物產生關聯。《銀杏樹》結尾處的一聲“白果蝦仁來嘍——”把餐桌上的銀杏折進了遠古，讓“孑遺品嘗了孑遺”。由于沈葦有著新疆、江南兩地的生活經驗，他在將時間對折時往往會連同空間一起對折，在他的一些詩作里，新疆與江南之間似乎并不存在地理上的隔閡，他習慣于在詩中將這兩重空間并列放置：“西域以西/一江春水向西流/運河之東/滔滔江河復歸于海”(《關于水的十四種表達》)，而使得這種并列成為可能的依然是“物”本身，“三千繭子之絲/從江南到達西域/六千繭子之絲/從長安到達地中海”(《蠶繭》)。沈葦對“物”本身的關注是頗有意味的，他曾經談及對未來的態度，稱：“‘云時代’我們仍在大地上生活、寫作，更需要一種云下的凝神、虛靜和鎮定。”(《沈葦：新疆已化作我靈魂的一部分》)及物給詩歌帶來的實在性使詩中原本抽象的時間和觀念變得具體可觸，而“物”本身具有的文化價值屬性也使得其中蘊含的內核能穿過漫長的時間洪流讓今天的讀者們所感知，正如李白的那句“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沈葦詩中的“物”也是亦然，他筆下的銀杏、蠶繭、泉水等都是一個個帶有神奇力量的裝置，它們不僅讓時間穿越，更讓時間折疊，將千古事呈現在同一個時空之中，在現代人的情感世界里激起層層波瀾。

借由對時空的思考，沈葦在《詩江南》中對祭祀有著特別的關注：“當陰間的血脈斷了/香樟林看上去披頭散發的”(《荒墳》)。“香樟”幾乎是一個被固化了的意象符號，它是一個信物，聯系了遠行游子與不斷發生變化的故鄉。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鄉土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河邊，唐代的古橋已蕩然無存，“拆！還未等到一只鳳凰蒞臨/拆！他們拆走的好像不是石頭/而是一堆塑料和泡沫”，這已經足夠驚心動魄了，而更令人悵惘的是“蠶匾里蘆花公雞的/祭祀，也省略了”(《鳳凰橋》)。現代社會是不斷祛魅的，一切都要為生產力讓步，而這世界上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能被生產力所簡單概括的，譬如那些古老的儀式，譬如那些存在于人們靈魂深處的對世界的敬畏。在現實世界里，這些東西正在消散，而在詩歌的世界里，沈葦正在執著地將它們重新聚攏。沈葦將故鄉的靈魂收集在與祭祀息息相關的香樟樹上，將香樟樹的根看作是自己的根，所以他說：“當我找到一截香樟樹的根/就可以帶上它，再度遠行了”(《為植物親戚而作》)。有著香樟樹根的羈絆，沈葦具有了“招魂”的能力，在他的世界里，生者與逝者“聚集一堂，酒足飯飽，墳頭也修葺一新”(《清明節》)。有了這截香樟樹根，沈葦可以把任何時空與故鄉的時空對折，使這些“異鄉”在一瞬間成為自己的“故鄉”。

即使在詩學上追求著“去地域化”，但沈葦對自己地處江南的“第一故鄉”是毫不避諱的，然而，沈葦心中的江南并不是那個被思維定式所固化的、煙雨蒙蒙的江南，他要用自己的人生經驗重造一個更大、更廣闊的江南。《是和不》中描述的便是沈葦重建江南故鄉的心路歷程，其中蘊含著一種辯證。沈葦在與固化的思維做著斗爭，他在逼迫自己從舒適區中出走，重建一個足以令自己心安的真正意義上的江南。沈葦從良渚文化中打撈著江南，從西湖和斷橋中發現著江南，從種種歷史掌故中見證著江南，卻恍然發現，重構江南需要有打破常規思維方式的更激越的態度。于是，讀者們就會發現《詩江南》到了后半部分，一些原不會出現在“江南”這個概念范疇內的人名和物名便多了起來，有在井口看到了兩個自己的“賽珍珠，珀爾·巴克”(《娃娃井》)，有名字里便帶著半生半死隱喻的“補好丁”(《普哈丁園》)，有游歷過中國而雖死無憾的鄂多立克(《鄂多立克在揚州》)，還有那些安葬著眾多異鄉人的清凈寺(《異鄉人的墓園》)……江南有百景，卻極少有人將這些外來者看作是江南的一部分，而當沈葦發現這些外來者之于江南的意義時，江南便截然不同。當然，這些異域來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沈葦西來之后的自我隱喻，他明確知道，在其所建構的詩的江南世界中，自己也將留下姓名。

編輯：王傲霏

二審：牛莉

終審：金石開、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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