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5點20，鬧鐘準時響起。這是李雁多年來的習慣，起床時間從沒有晚于6點鐘，睡眠時間也從沒有多于6個小時。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李雁生活在河南駐馬店的一個村莊里，這里已經(jīng)進入冬天，氣溫降到零下，此時的村莊還是一片黑寂。

起床后，洗衣服、做早餐、打掃衛(wèi)生、送兒子去幼兒園……忙完家里，李雁又急忙趕到自己的作坊。

作坊在村里，不大，廠房里整齊地擺放著五排縫紉機，每個工位旁都堆著不少布料。8點天剛亮，腳踩縫紉機的聲音、剪刀裁布的聲音、針線戳穿布料的聲音……已經(jīng)不絕于耳。

李雁今年36歲，15歲時離開家鄉(xiāng)成為了一名女工，收入水漲船高令人羨慕。2012年，為了成為媽媽，完成使命，離家十年的李雁選擇回到這個豫南小村莊。嘗試試管嬰兒的兩年間，花光了所有的積蓄，開辦紡織作坊是她唯一的退路。

這里也成了村里許多女性唯一的就業(yè)選擇，高麗就是其中一個。

51歲的高麗因為婚姻出走，從甘肅來到這個豫南小村莊，生兒育女，一呆就是20年，卻時刻都想著離開，“只要不再過這樣的日子，咋樣都中。”說著一口流利河南話的高麗，仍然是個邊緣人。

這只是農(nóng)村女性的一個縮影。這個群體的規(guī)模尚未有權威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支撐，學者金一紅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網(wǎng)絡提供的數(shù)據(jù)推算出，2018年估計有2.5億擁有勞動能力的農(nóng)村女性仍在鄉(xiāng)、鎮(zhèn)生活。

大量的工作、微薄的收入、冷漠的婚姻、生育的枷鎖……這群農(nóng)村女性掙扎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她們想離開，甚至離開過，但最終卻因為丈夫、孩子、老人，再次選擇留在鄉(xiāng)村。

離鄉(xiāng)

李雁和高麗，一個生于八零年代，一個生于七零年代，在同樣留在豫南農(nóng)村之前，她們的“前半生”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軌跡。

2002年，15歲的李雁讀到初二便決定輟學外出打工。

在豫南農(nóng)村，有不少像李雁這樣早早輟學的女孩。輟學之后，女孩們或到社會上打工，或幫家里做事，到了結婚年紀，再嫁人生子，往往就是一輩子。

當時，李雁交了800元給勞務中介，這相當于她后來打工兩個月的工資，中介帶她坐上了南下的火車。“綠皮火車的硬座車廂擠得腳都挨不著地，根本不可能有座位，我自己帶了個小板凳，坐了30個小時。”經(jīng)過長途跋涉，李雁來到深圳，進入了電子廠。

在流水線上工作了三個月后，年紀尚小的她受不了獨自在外的艱苦便回家了。幾個月后，李雁再次南下，在另一個中介的介紹下進入了廣州的鞋廠，呆了近一年，跟著廠里的師傅學起了縫紉的手藝。

當時，工廠沒有長假，像李雁一樣的“廠妹”們只有辭職才能回家過年，在家呆幾個月再南下重新找工作，“很多電子廠的人每次重新找工作都不好找，因為流水線的技術含量不高，但是我會一點縫紉技術，所以紡織廠愿意要我。”在鞋廠學到的基礎縫紉技術，成了李雁重新找工作的敲門磚。

第三次南下，李雁進入了廣州的服裝廠。大半年后，李雁從基礎的流水線工序，慢慢學會做整件衣服，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能賺800元。

積累了幾次南下打工的經(jīng)歷，李雁帶著幾個堂弟來到佛山，這里有珠三角規(guī)模最大的國際牛仔城，17歲的她組織起家人，在出租屋里做起牛仔服飾的散單，“旺季的時候我們會自己接一些臨時的急單，工價也會高，淡季的時候我們就到牛仔廠里去打工，這樣下來，一個月能賺1400多元。”

李雁很滿意這樣“滿滿當當”的工作節(jié)奏。在手機還是“奢侈品”的年代，她已經(jīng)擁有了自己的手機，身邊的同齡人都羨慕不已。

年少時的李雁，得益于腳下的縫紉機，一次次坐上離鄉(xiāng)的火車，車輪滾滾向前，眼前的世界也一次次更迭。而在距離河南864公里外的甘肅平?jīng)觯谀晟俚母啕惖氖澜缋铮ㄒ晦D動的似乎只有腳下縫紉機的轉輪，她自己卻囿于原地。

和李雁一樣，高麗也只讀到了初中。她上學晚，初中畢業(yè)時已經(jīng)十七八歲，先是來到家附近的一家牛皮氈廠干活，牛皮氈是過去用于屋頂搭建的一種防水材料，揮發(fā)著有毒氣體，廠里工作強度大，空氣污染嚴重。

干了兩三年，高麗便離開了廠子，找了個裁縫師傅做學徒。三年后出師，高麗開了間自己的裁縫鋪，做一條褲子能掙5元、一件襯衣7元，“鋪子開了三年，但只能掙點小錢。”

“我其實有個打工夢，但是從來都沒出去打過工。”高麗記得，年輕時村里有女孩機緣巧合被帶去廣東打工，“但是當時也沒人告訴我，我錯過了這個機會，就在甘肅過著‘高不成低不就’的日子。”

“高不成低不就”，評價起年輕的自己，高麗總把這個詞掛在嘴邊，她不滿自己的生活平平淡淡，激不起任何波瀾。她認為，正是因為這樣，“不好的人我看不上，好的人又看不上我”，直到28歲都找不到合適的“對象”。而28歲倉促結婚時，她已經(jīng)沒有了選擇的余地。

28歲到31歲，短短三年時間里，高麗就經(jīng)歷了兩段起起落落的婚姻，一直以來的平淡生活被攪得天翻地覆。最嚴重的時候，她甚至被家暴籠罩，“生下女兒不到40天，第二個丈夫就打了我兩次，我實在受不了，就在一天晚上翻墻跑回家了。”女兒留在了前夫家，高麗再也沒能見她，“現(xiàn)在她應該20多歲了”。

32歲時，高麗在一個聚會上遇見了從河南來甘肅出差的第三位丈夫，“他幾乎‘死纏爛打’地追求我，把我家的門檻都快踩斷了。”高麗沒見過這樣猛烈的追求，也招架不住，便答應了，并跟著他來到了河南，開始了異鄉(xiāng)人的生活。

因為婚姻，高麗和河南這片中原大地牢牢捆綁，她的生活終于起了波瀾。

巧合的是，這一年也是2002年，兩個女人同時離開了家鄉(xiāng)，卻有著不同的原因，走向不同的岔路。

使命

殊途同歸，這兩個有著截然不同經(jīng)歷的女人，卻因為同樣的“使命”，命運軌跡在豫南的這個村莊交匯。

2007年，在佛山做牛仔服飾兩三年后，20歲的李雁在家人的介紹下相親結婚，對象是在浙江打工的駐馬店人。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李雁便跟著他到了浙江，進入了寧波的針織廠。

在廠里5年，李雁慢慢成為一個帶領三四十人的小組長，負責打樣和排布流水線上的工序，年薪最高達到15萬。

2012年，公司有意培養(yǎng)她成為中層領導，前提是要先到孟加拉國駐外三年，回國后年薪可達二三十萬，還能夠半價購買公司開發(fā)的房子，在這個初中輟學就在外打工的女孩眼里，這已經(jīng)是她能夠到的最好的生活。

李雁本已簽下了出國的合同，但結婚五六年，她和丈夫還沒有孩子，老家的雙方父母都認為“要孩子”才是頭等大事，“別人26歲時，孩子都五六歲了，而我還沒有孩子，在農(nóng)村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

李雁自認為是已經(jīng)“走出去”的人，但在這片土地上，來自世俗的強大慣性卻依舊牢牢地支配著她。她試圖反抗，但又不得不遵守。

和家人多次爭吵后，李雁不得不放棄出國的念頭，開始嘗試試管嬰兒。但無奈浙江、上海的費用都太貴，她只能選擇回到老家。

回家后的兩年時間里，李雁嘗試了兩次試管終于成功，但幫助受孕的激素卻讓原本苗條的她胖到240斤。懷孕僅8個月，女兒就早產(chǎn)出生，還患有新生兒肺炎和缺血性腦炎，又在保溫箱里住了整整3個月，“從開始做試管，到女兒接回家，總共用了26萬，花光了我們夫妻在外多年的所有積蓄。”

生活質量急劇下降，“和在外面比起來，落差不是一般的大。”女兒11個月時，身體情況逐漸穩(wěn)定，李雁便把女兒托付給婆婆，又回到了浙江的紡織廠里。但這次，僅半年她就回家了，“每天都太想女兒了，費那么大勁生下來，她身體又不好，實在是不放心。”

為了生下女兒，李雁的身體留在了這里，生下女兒后，作為媽媽的她，心也留在了這里。

嫁到河南一年后，高麗也很快生下了兒子，再次成為了媽媽，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有了羈絆。

高麗的丈夫常年在外做綠化工程，僅今年就去了山東、湖北、四川等地，一般只有秋收和過年的時候才會回家。兩人見不到面，幾乎沒什么交流，對于人生地不熟的高麗來說，就如同過上了“啞巴日子”。

“我有時候很想離開，但是又不舍得缺席孩子的成長。”兒子5歲時，高麗偷偷帶著兒子跑回了甘肅，但是老家很少有適合她的工作，在建筑隊待了幾個月就干不下去了。丈夫來接她，她便又回了河南，幾年后又生了一個女兒，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個村莊。

在異鄉(xiāng)多年，高麗似乎成了邊緣人，融不進異鄉(xiāng)，也回不了家鄉(xiāng)，“我很痛苦，覺得好像一輩子都出不去，也回不了家了。”

未來

2012年回家后，李雁利用自己積累下來的手工技術，和朋友一起置辦了幾臺機器，在村里租房，開始給駐馬店城里的紡織廠做外包。

“一開始沒想著要做多大，就想著弄點小玩意，打發(fā)時間，也補貼家用。”李雁開始只是想隨便做做，而生下女兒，決定徹底留在村里后，這個“小作坊”就成了李雁唯一的退路，她決定好好把“小作坊”辦起來。

紡織業(yè)是駐馬店市的傳統(tǒng)支柱產(chǎn)業(yè)，截至2022年，全市有129家規(guī)模以上紡織服裝制鞋企業(yè)，而這些大企業(yè)背后，離不開各個鄉(xiāng)鎮(zhèn)的外包小作坊。

一開始，丈夫和弟弟都不支持李雁辦廠，希望她好好帶孩子，村里也滿是注視和議論，“一個小姑娘才20多歲，能辦的好嗎”“每天都有這么多男的，來廠里看這看那的”……

“我寧愿多干點活，也不想受氣、受約束。”李雁依然清楚地記得，剛開始時，從加工帆布包、聯(lián)系貨源、到拉貨送貨都是自己一個人，“以前的面包車很舊，也沒有空調，在40度的大熱天里我去拉貨都只能帶上女兒一起，那時候事太多，我心情總是不好，女兒也沒少挨打。”

在李雁的堅持下，廠子逐漸成了村里很多女性為數(shù)不多的就業(yè)選擇之一。“村里幾乎都是留守婦女，每一家都是女人或者老人在家?guī)Ш⒆樱械某鋈ゴ蚬ぁ薄?/p>

只要有一個人愿意來，李雁就多置辦一臺機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的規(guī)模，“農(nóng)閑的時候，村子里的女性幾乎都在這干，年輕的用機器，年紀大的剪線頭，掙的雖然不多，但多少也能掙到錢，自然而然也就沒有人說閑話了。”

李雁說，廠里人多的時候有八九十人，現(xiàn)在疫情期間，很多媽媽要在家陪孩子上網(wǎng)課，剩下的也有三四十個人。

高麗在李雁的廠里已經(jīng)干了七八年。

在這之前，高麗除了照顧僅有的四畝莊稼地，幾乎沒有活干，因為是外地人，更沒什么朋友，“那時候別人說話都要避著我，現(xiàn)在我不在乎了，但當時每天都很生氣”，高麗回憶到。

圍著莊稼和孩子轉，是“外地媳婦”高麗在村里僅有的生活空間，在李雁的廠里工作后，總算有了幾個能說上話的人。

高麗手頭的活是給帆布包的邊上軋上平平的走線，這道工序在李雁的廠里算最簡單的，工錢在一件2毛左右。

“我干活慢，別人一天能做300多個，我一般只能做100多個。”高麗說，自己長期踩縫紉機，腿腳常常不舒服，在干活時老感到“瞌睡”，“一天只能掙個三四十，但是總比不干要好些。”

高麗早上8點到廠里，中午不回家，一直待到晚上9點，一天13個小時，幾乎每天如此，一個月能掙一千多元。

這些年來，丈夫會支付兩個孩子的學費、生活費，而高麗在紡織廠里一個月掙的一千多元則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給女兒買衣服等零散的開銷，有時還不得不接濟在西安打工的弟弟。

“我老公不會給我一分錢，也從來不告訴我他賺了多少錢”，高麗說，自己常常捉襟見肘，甚至要找李雁借錢。李雁也理解，“她的日子太難了，可能因為她是外地人，老公怕她跑了，也怕她貼補娘家，所以不愿意給她錢。”

高麗覺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一輩子就這樣瞎活了，沒好好學習就落到了這個地步”，回憶過去，高麗恨自己只讀到了初中畢業(yè)，還沒來得及“見見世面”，就陷入了起起伏伏的婚姻，又來到了外鄉(xiāng)。

現(xiàn)在，李雁的工廠漸漸穩(wěn)定，一年下來能賺十幾萬，雖然比不上在外打工，但好在村里的開銷不大。四年前她偶然再次懷孕，生下兒子，現(xiàn)在女兒8歲、兒子4歲。

前兩年，她和丈夫離婚了，這段在十年前以犧牲她的自由和機遇才得以延續(xù)的婚姻，還是失敗了。她也不打算再出去，一個人帶兩個孩子，留在家，陪伴孩子的成長。

而51歲的高麗越來越想離開。這幾年，丈夫對他們的婚姻持無所謂的態(tài)度，“想走就走，想離就離吧。”這讓高麗更失望了，甚至覺得“這樣的日子真恥辱”。她的兒子今年18歲，正在高三復讀，女兒也12歲了。她想，可能再過幾年，等孩子都上了大學，自己就熬出頭了。

“我一把年紀了，沒啥活能干，去不了哪里，身體還越來越差了。”高麗不知道自己能去哪。

“不過只要能不再過這樣的啞巴日子，咋樣都中。”唏噓的是，高麗表達對離開這片土地的憧憬時，用的是最地道的河南話。

（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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