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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離騷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其中“貶絜”語焉不詳，古今學者唯湯炳正先生有所考證，他在《楚辭類稿》中論定“絜”當為“清潔”之脫誤。“潔”繁體作“潔”，“貶清潔”脫去“清”字與“潔”之偏旁，即成“貶絜”。

湯先生的直接理由有二。他認為班固此論是針對劉安“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之說予以否定，并引《屈原列傳》“其志潔，其行廉”，以為也是劉安語，所以“貶清潔”之說即從“志潔”來，此其一。其二，認為王逸《楚辭章句》曾化用班固此段論述并予批判，其中“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即概括“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虧”“損”即釋“貶”字，“高明”即“景行”之意，所以“絜”對應的也當是“清潔”，并推定此為王逸所見原貌。另還有一深層原因，即先認定了班序“乃系貶屈一派之代表作”，所以“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這話就必須否定屈原。又因“景行”是褒義詞，要使其變成貶義，就需在前加否定語，于是這話就理解為“貶景行”了；但因中間還隔著“絜”“狂狷”，為使該句語法不謬，湯先生便又把“狂狷”定為褒義語，并將“絜”恢復為褒義的“清潔”。如此，這話就成了“亦貶清潔、狂狷、景行之士”了。

此考證從該句語義上看似乎可通，但從文獻史、詞匯史及該序的語言風格和思想指向上看卻仍頗具疑點，值得商榷。第一，從文獻史說，認為《屈原列傳》“其志潔，其行廉”為劉安語，無可靠證據，這出于湯先生《離騷傳》竄入《屈原列傳》之說的誤判，且就算是劉安語，但班固該序也并未引為反駁對象。且王逸原話為“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茍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沉’，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末句“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顯然是王逸在引述班序后作出的評判，又怎會是化用呢？如為化用，則此段便成“而班固謂之……”，只有引述，沒有分析，如何可通？如這句話是王逸借班固語所作評判，則其義與原句相同，又如何能起到批評班氏的作用呢？第二，從詞匯史角度說，歷代文獻從未出現過“貶清潔”“貶狂狷”“貶景行”這樣的用法。第三，從該序語言風格說，該段除“然”這個連詞外，基本是四字詞組、二二節奏；就全篇而言，也大抵如此，駢散結合，讀來爽朗明快；而按湯先生解，則“亦貶清潔、狂狷、景行之士”便實在拗口。但是，把“貶絜”視為一詞，就無此問題。第四，從該序思想指向說，班固評屈原“其文弘博麗雅”，自宋玉、唐勒到劉向、揚雄等皆“好而悲之”，并說他“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視之為“讒賊”對立面，即忠臣，也有褒揚其文、其志、其行的一面；且王逸謂班固所作為《離騷經章句》，“章句”這種文體乃為“經”作解，此書宗旨又怎會是完全否定屈原呢？如此，將該序視為“貶屈一派之代表作”并推出該句必有大加責難之意，就說不通了。

那么，“貶絜”究竟該作何解呢？它當本作“耿絜”。原因有四。第一，從文獻史說，湯先生《楚辭類稿》已證班固該序今傳版本中“冥婚”應是“帝閽”之訛，則知該序在流傳中已非完璧；而“貶”繁體為“貶”，與“耿”形近，則“耿”訛為“貶”也就很有可能了。第二，從詞匯史說，“貶絜”僅見于班序此條，甚至漢唐間楚辭學者也全無引及，而“耿絜”卻一直被使用。其今存最早者，是張衡《東京賦》“招有道于仄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據《后漢書》本傳，“永元中……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則此賦寫成之下限在公元115年；而王逸《楚辭章句》謂“孝章即位……（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經章句》”，漢章帝即位在公元75年，則兩文相距最多40年，不算久遠。況且，張衡多擬班賦，則兩人用詞屬同一語言環境，也很正常，所以班固已用“耿絜”一詞是可能的。第三，“耿絜”與“耿介”相通，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云“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其“丘園耿介”之語顯然與張衡“聘丘園之耿絜”同；又《六臣注文選》張銑釋陸機該句中“丘園耿介之秀”曰“耿絜，介獨也；言才德清潔、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他不寫“耿介”，卻說“耿絜”，則其所見版本可能即作“耿絜”，亦可證二者相通。退一步說，他用“介獨”來釋“耿絜”，實也反映了“耿介”“耿絜”基本同義。所以，從語言發展角度說，“耿絜”應正是從“耿介”演變來。而在《楚辭》中，“耿介”為常用語，《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王逸注云“耿，光也。介，大也”，這是屈原所慕之品德；《九辯》云“獨耿介而不隨兮，竊慕先圣之遺教”，《七諫·自悲》云“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混濁而不知”，二者皆“代屈原設言”，所以“耿介”即形容屈原；又王逸注《悲回風》“介眇志之所惑”云“言己能守耿介之眇節”，也是以此語狀屈原。所以，在此楚辭學、語言學背景下，班固用“耿絜”來形容屈原，可謂理所當然。另外，由于絜、潔本古今字，魏晉后“耿絜”又多作“耿潔”，如《宋書·明帝本紀》有詔曰“若乃林澤貞棲，丘園耿潔……具即以聞，隨就褒立”，《高僧傳》云“（釋僧柔）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顧況《嚴公釣臺作》云“嚴生何耿潔，托志肩夷巢”，語義仍是高尚品質。總之，這三個詞在語言發展史上一脈相承，在演變或具體語境中，語義雖會略有差異，但基本不出耿直、光明、大、介獨、清潔之域，所形容對象都是守節自高、不隨于俗的人；因此，班固以“耿絜”來形容屈原，從語義和楚辭學角度看，也都淵源有自。第四，把“耿絜”放入班序，可發現它與“狂狷”“景行”義皆相近，全句解來文理順暢，符合該序主旨及背后的思想史、楚辭學史。《孟子·盡心下》云：“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又云：“‘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志慕古人，執著進取，不屑不潔之士，這不正合班序對屈原的定位嗎？而狂者“不屑不潔之士”，所追求的當然就是“潔”，這與“耿絜”中清潔之義便也對應了。又，趙岐注曰“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而“景行”本即“大路”之義，又喻大道或光明正大的行為，二者相應，也與“耿絜”之來源“耿介”的光明義相應了。不過，從儒家評人的至高標準看，“狂狷”雖為褒義，卻尚是“其次”者；而在楚國當時環境下，行為“耿絜”“景行”，便難免遭妒，正如今人常將耿直當作缺乏情商一樣，這兩個詞因此也成了“其次”者。把屈原定位為“其次”者，顯然與班序中一面肯定其志行，又惜其不能學蘧瑗、寧武子明哲保身的主旨相契。這與《漢書·古今人表》把屈原列在九等中之第二等，僅在五帝、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下，而與伯夷、叔齊、管仲、孟子、荀卿等同列，也相合。而從漢代楚辭學史看，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彪等都曾疑屈原不應自沉，班固所論也與此脈絡相契。總之，班固此序評屈，用的是儒家最高標準，雖責他未能自保其身，但整體上是褒揚的。

（作者系湖南理工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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