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美團旗下美團互助宣布于1月31日正式關停互助業務，此時距上線僅有一年半。不僅如此，去年9月，百度旗下燈火互助因參與成員人數少于50萬而宣布終止。每月分攤幾元錢，一旦得了大病，就可以獲得30萬元的互助金——網絡互助的低門檻、高保障曾經吸引大批用戶，參與人數在短時間內呈現高速增長，可謂風光無限。如今，多家網絡互助平臺陷入發展瓶頸，這其中究竟有何緣由?未來互助行業又將面臨哪些挑戰?

營利模式尚不清晰

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兼新聞發言人肖遠企近日公開表示，美團互助偏離美團主業和逆選擇風險不斷增加，是其關閉的主要原因。下一步，將對網絡公司做互助業務進一步關注，了解其運行的方式和風險情況，再根據情況采取相應的措施。

自2011年國內首家網絡互助平臺“抗癌公社”上線，網絡互助至今已走過近十個年頭。但其真正引發業內關注是從2016年互聯網公司進入網絡互助領域開始，相互寶、美團互助、燈火互助、小米互助等互助平臺相繼上線，可以說互聯網巨頭的先后入場，助推網絡互助駛入快車道。

以美團互助為例，2019年6月上線;2020年4月，公示第一位受助者案例;2020年6月，升級為首個“不限病種”的大病互助計劃。自上線以來，美團互助已公示分攤18期，共幫助382位患病會員獲得互助金救治。其最高加入人數曾達到3400萬人次，分攤人數大概維持在1500萬人次。針對美團此次關停互助業務，有市場分析稱，互助產品本身很難贏利，更多是在守住流量入口，但當下互助產品體驗不佳，許多用戶選擇逃離互助模式，導致流量變現難以實現。

數據顯示，美團互助2020年6月第3期的幫助人數為3人，分攤互助金7.6萬元，但到了2020年12月第2期，需幫助人數快速升至70人，分攤互助金達到1158.4萬元。這意味著由于互助計劃前端審核寬松，互助案件增加，分攤金額上升。而分攤金額上升會導致更多健康人群選擇退出計劃，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持牌經營是大勢所趨

與此同時，一直圍繞網絡互助平臺的資質爭議更是從未停止。網絡互助計劃本質上具有商業保險特征，但目前沒有明確的監管主體和監管標準，處于無人監管的尷尬境地。此外，對于網絡互助平臺而言，一旦出現留存會員和需要領取互助金的人群失衡的情況，互助計劃就會面臨調整甚至結束的風險。

“盡管網絡互助與商業保險都源于人類文明的‘互助共濟’，但二者有根本的區別。商業保險在定價的時候會充分考慮預期賠付額的不確定性以保證償付能力，費率偏高。”中國人民大學保險系主任魏麗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網絡互助計劃保留了最初互助的模式，進行的是事后的損失分攤，好處是降低了成本，不足是對于會員來說仍然具有不確定性，事后分攤額取決于該計劃的出險情況，不能把風險全部分散出去，而過高的分攤額則容易讓會員退出，因此網絡互助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不容忽視。

2020年9月，銀保監會打非局發表文章《非法商業保險活動分析及對策建議研究》，指出有的網絡互助平臺會員數量龐大，屬于非持牌經營，涉眾風險不容忽視，部分前置收費模式平臺形成沉淀資金，存在跑路風險，如果處理不當、管理不到位還可能引發社會風險。

文章建議，堅持對所有保險活動實行嚴格準入、持牌經營，嚴禁無照駕駛行為，嚴厲打擊各類非法商業保險活動。要把網絡互助平臺納入監管，盡快研究準入標準，實現持牌經營和合法經營。

科學分散風險是關鍵

從國際經驗來看，國際網絡互助平臺(亦稱P2P保險平臺)運營模式目前主要有個體互助模式、群體定制模式和其他創新模式三種。國際P2P保險平臺普遍以小范圍熟人參與為主，保險標的多為小額產品，分布范圍較為廣泛，業務涉眾風險及卷款潛逃風險都比較小。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將P2P保險平臺納入監管范圍，受到保險監管機構嚴格監管，必要時還接受證券監管的審查，一般不存在完全游離于監管之外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的背景下，醫療保障需求持續攀升，既有的醫療保障體系受到嚴峻挑戰，基本醫療保險愈發難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醫療保障需要。魏麗認為，商業保險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成本偏高。我國醫療保障體系迫切需要注入新生力量，網絡互助是一種值得鼓勵的實踐探索。網絡互助計劃作為新興模式，在監管和行業標準缺失的情形下摸索前行，存在一定困難，但并不影響其發展趨勢。

《2020年網絡互助行業白皮書》數據顯示，79.5%的網絡互助會員年收入低于10萬元，68%的會員完全沒有商業保險，72%的會員分布在三線以下城市，低收入人群迫切需要更具普惠性質的保障產品。

“未來，網絡互助計劃可以利用現代風險管控技術手段，設定一個合理的分攤額度，超出部分的風險轉移給商業保險，這樣既能使得大部分會員以較低成本獲得需要的保障，也可以滿足部分高保障會員的需求，協同發展才有利于完善我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科學的風險分散機制才是網絡互助穩定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魏麗說。

本報記者 李晨陽

關鍵詞： 網絡互助平臺 發展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