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川

林倩律師現為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高級權益合伙人，國際貿易和海關法律事務中心總監，海關法律業務團隊主任。他2017年開始從事專職律師工作，但與海關法結緣則始于1999年。

“我曾在海關總署調查局、緝私局18年，從事案件審理和法制工作”。作為我國海關法領域少數專家型律師之一，在過去的25年中，林倩扎根海關法律實務工作前沿，承辦了多起影響較大的案件。與此同時，他還做了大量“務虛”的工作：參與海關總署法規和規章的制定，參加立法座談會，持續通過“著書立說”開展普法教育和推動相關法律的修訂。對此，林倩表示：“律師這個職業本身就承擔著較為重要的社會責任。”

從2018年至今，林倩律師撰寫并出版了《老林說法1》、《老林說法2》、《跨境貿易合規與救濟案例剖析》等專著；今年8月，林倩律師主編，與對外經貿大學李海蓮教授團隊合著的新書《國際視野下涉稅貿易瞞騙案例比較研究》也出版發行了。

填補系統性研究的空白

“這本書是今年8月初剛出版的。出書的主要背景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發現法律對走私案件的處理規定存在一些問題，有些法律規定已經落后于時代，不夠合理。比如，我們對涉稅貿易瞞騙缺乏系統性的研究，簡單地將偷稅漏稅一律歸于走私犯罪一類，已經產生了嚴重的社會負面影響。我們寫這本書的初衷就是希望給海關、司法機關、海關法研究機構提供一點參考，推動立法的進步。”林倩說。

他表示，老百姓對普通貨物走私的認知是非常樸素直接的。比如，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有人駕駛快艇拉著洋酒從香港出發，并從未設立海關的地點偷運入境。或者，偷偷夾藏毒品、象牙、犀牛角等違禁品，在未向海關申報的情況下，將其轉運到了國內。“像這樣的行為，老百姓很快就能分辨出屬于走私犯罪”。然而，有人購入價值200萬的輪胎，在入境時為了減稅，謊報輪胎價格為100萬，如果被定性為走私，“像這樣的定罪，或許就與大多數人的認知相去甚遠了。”林倩說，因為很多人可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屬于偷稅漏稅行為，不一定是走私犯罪。

“將貨物申報價格減半以實現少繳稅的目的，這樣的行為準確來說可以叫做涉稅貿易瞞騙，應歸于偷稅漏稅一類。”林倩介紹，在西方一些法治國家，通過瞞騙海關來偷逃稅款和通過偷運貨物入境（即繞過海關）來偷逃稅款，這兩種行為是被嚴格區別對待的，處罰方式也完全不一樣。“可惜，我們國家并沒有涉稅貿易瞞騙的概念。在實際操作中，這類行為也被簡單地視為走私行為”。

“這帶來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即目前我們對涉稅貿易瞞騙行為的懲處似乎過于嚴厲了”。林倩說，同樣是逃稅案件，國內的一些明星盡管偷逃稅款數額巨大，通常在補繳稅款和繳納罰款后便能達成和解，不追究刑事責任；而如果一個人通過進出口貿易瞞騙的手段偷稅漏稅，金額只需達到50萬元，往往就會面臨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金額超過250萬元，可能被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這種懸殊的處理方式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

“我國對貿易瞞騙行為的處罰主要是對行為人實施監禁刑，并處經濟上的罰金。”林倩說，“而國際社會，雖然各國對貿易瞞騙的處罰方式不盡相同，但相對而言都是輕人身監禁刑、重經濟罰，這與我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嚴厲的懲罰措施，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負面后果。2023年，我國海關緝私部門共立案偵辦走私犯罪案件4959起，其中涉稅走私犯罪案件共3057起，絕大部分都是低報價格等涉稅貿易瞞騙案件。“每年涉案人數高達一萬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私營企業主。而一旦企業主被拘留，企業往往也會隨之陷入困境，破產倒閉，這影響的不僅是其背后大量家庭的生計，也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小的沖擊。”林倩感慨地表示，有時會見當事人，了解到他們的遭遇后，自己會很痛心。“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清楚將面臨如此重的刑罰，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低報價格少繳一些稅款也是走私犯罪。另外，部分人之所以這么做也是出于無奈，因為行業競爭太激烈了。當然，這不能成為他們違法的理由，但畢竟情有可原。正因為如此，有時檢察官和法官對他們也深表同情，希望能酌情對這些人給予減輕處罰，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據，他們往往也無能為力”。

建議將貿易瞞騙行為去罪化

法律是常識的結晶和升華，法律一旦偏離了人們的正常認知，那便意味著這些法律可能需要被重新審視和調整了。

“我們的一些法律規定是從20世紀80年代延續下來的，相比那個年代，如今我們的社會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林倩說。1999年我們國家的關稅總收入為562.23億元，2023年這一數據已增長至2.21萬億元，增長了40倍。在改革開放初期，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關稅在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中占比較高，近些年比重已經逐漸下降。“因此，為適應新的經濟條件和發展需求，我們的法律也需要適時地作出調整”。

“如今我們在呼吁的，應當及時將‘貿易瞞騙’從‘走私行為’中剝離出去，將貿易瞞騙行為去罪化，用海關行政處罰代替刑事法律責任”林倩說。

他表示，雖然我國目前涉稅貿易瞞騙和偷運貨物入境都被歸類為走私犯罪，但兩者的行為性質在本質上存在顯著差異。涉稅貿易瞞騙的申報行為仍在海關嚴密監管之下，海關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開箱查驗以及事后稽查等多種方式進行監控，因此系統性風險是可控的。相比之下，偷運貨物入境則試圖完全逃避海關的監管，更隱蔽，對制度的破壞性更強、危害性更大。

“現行法律規定將‘貿易瞞騙’等同于走私犯罪，且在處罰上與偷運貨物入境沒有明顯區別，完全按照偷逃稅額進行量刑，顯然不太合理。其實，不少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對此是有很大意見的。”林倩說。

既然如此，那為何至今未對這一狀況作出改變？

林倩表示，原因之一是海關法這個賽道本身比較窄。海關法是海關學和國際法學的交叉學科。盡管海關法涵蓋了廣泛的法律規范，并在執法實踐中存在各種現實問題，其理論研究相對于其他法學領域仍較為滯后。“這個問題實際上只吸引了從事進出口貿易和相關工作人士的關注，并未引起權威法學家和普通公眾的廣泛關心”。

“填補系統性研究的空白，并呼吁更多人一起關注這個領域，進而推動立法的進步，正是我們出版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林倩介紹，從前期策劃到后期出版，新書共花費了大約2年時間。書籍主要內容是案例分析，“為了確保案例的真實性，我們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自由貿易國家，由于關稅較低，海關領域涉及偷漏稅的案例相對較少。此外，這些國家通常不將此類行為視為犯罪，而是采取行政處罰，因此可供參考的案例更為稀少”。

“這無疑也從側面說明了一些問題。”林倩補充說道。

努力將業務做到極致

林倩在研究生畢業后投身于海關總署，前后在海關工作了18年，從事的都是和法律相關的崗位。2017年他辭去公職，轉行成為一名專業律師。談及轉行理由，林倩表示，律師的工作很有意義，也相對自由，“能做點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早在1997年他便已取得了律師資格。

“離開海關總署后，我加入了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林倩說。該律所在海關法律服務市場起步時就已介入這塊業務，入場很早。團隊規模龐大且實力雄厚，“最多的時候，一共有60多位專業律師”。海關法律事務屬于專業性和細分性都比較強的領域，要求律師通曉海關關稅、監管、國際貿易、刑事訴訟和知識產權等多領域知識。德和衡海關法律業務團隊匯聚了資深海關法律專家和熟悉報關、清關等流程的國際貿易與海事海商律師，故而能夠提供從走私案件辯護到海關調查、納稅爭議處理等一站式法律服務。這種高質量和專業多元化的服務，確保了其在海關法律領域的領先地位。

入行7年來，林倩已和團隊律師成功處理多起重大案件。他們曾經代理的一起特許權使用費納稅爭議案件，涉及一家國際知名跨國公司，該公司主要從事汽車零部件的生產和進出口業務，海關在稽查時發現該公司部分技術設計費用未申報，要求其補稅，然而，雙方就征稅標準和年限產生了爭議，由于案件不僅涉及法律問題，還涉及復雜的技術問題，這場爭議持續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接手案件后，我們迅速組建了專門的應對小組，從法律、合同、財務等多個角度進行了全面研究，并提出了解決方案。”林倩說。大約一個半月后，經過與海關的多次溝通和談判，問題得到了解決，最終，補稅金額被確定為220萬元左右，遠低于原先可能需補繳的3000多萬元。

“此案的核心是關于特許權使用費的征收問題。根據規定，僅與進口貨物相關的費用應被征稅，而無關的則不需征稅。在本案中，我們做的關鍵工作之一是對相關貨物進行了仔細的審查，確保每項論點都有充分的依據，提出的合理意見最終得到海關的接受”林倩說。

還有一起刑事案件也給林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疫情期間，山東濰坊的幾十只漁船在進行遠洋捕撈作業時進入了朝鮮海域。當他們捕撈完畢后返回途中，被中國海警攔截并逮捕，理由是涉嫌走私。此案涉及的船只多達幾十只，因此在當地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我們所代表的是那些負責運送補給和轉運的船只”林倩說。此案觸及了一個敏感的問題，即朝鮮是一個受到聯合國制裁的國家，為了防止朝鮮的核擴散，聯合國安理會于2017年8月5日通過了2371號決議，該決議禁止朝鮮出口煤、鐵和鉛等礦石產品及海產品。

“這些漁民被抓，相關部門給出的理由正是其行為觸犯了聯合國2371號決議”林倩說。

在接手該案后，林倩和團隊認為這似乎不構成走私違禁品犯罪，漁民是去朝鮮海域捕魚，而不是去買魚，并沒有涉及金錢交易，也就是說實際上并未直接違反貿易禁令的核心內容，更談不上走私違禁品。

“同時，我們也向相關部門表達了我們的一點意見：漁民因違反捕撈規定觸犯聯合國2371號決議就被判處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這不合情理。此類行為的危害性相對較弱，完全可以考慮采取其他補救措施。”林倩說。法院傾向于采納他們的意見，但法律實施上存在難題，最終不得不向上級法院請示。令人欣慰的是，后來這些涉案人員均被判處緩刑，所有在看守所關押了將近兩年的漁民，均在2022年春節前一天被釋放。

然而，類似的案件在中國仍然頻繁發生，反映出這一法律領域的復雜性和挑戰性。

林倩和團隊這些年服務的客戶包括中石油、松下電子、大陸汽車、韓國三星、戴爾中國以及艾默生過程控制等多家國內外的知名跨國公司，在涉外法律事務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提供涉外法律服務，對中國律師而言，業務本身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挑戰，但思維方式和辦事風格卻需要我們去不斷地適應和磨合。”林倩表示，中國的涉外法律服務近年來發展迅速，許多大型律師事務所已經在國外設立了分支機構，但整體規模還不夠大，業務也不夠成熟，基本上還需要與當地律師合作，真正能夠“走出去”的也只是少數幾家頭部大所。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我們的涉外業務專業分工不明顯。”林倩說，“與國外的情況不同，那里有很多精品律所，雖然規模不大，可能只有十幾個人，但他們專注于一類業務，并能將業務做到極致。這種服務往往更具競爭力。”

“這更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方向。”他說。

專業是立身之本

“眾人劃槳開大船”。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遠。“無論是維護客戶的合法權益，還是助力社會法治進步，個人之力畢竟有限。”林倩說：“在團隊建設中，我們最注重專業能力。我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希望建立一支高素質，能夠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律師團隊。”面對自己如今帶領的這支海關法律業務團隊，林倩確實可以有欣慰的底氣。

專業，是職業人的立身之本。對團隊中的年輕人，林倩平時強調最多的就是希望他們能確立并堅守自己的專業方向，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韌精神，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持續深耕。“作為年輕人，走專業化之路不一定非得有豐富的工作經歷或廣泛的人脈資源，更重要的是你愿意用心去鉆研業務。”

專業化的深入發展往往伴隨著行業化，例如在知識產權業務中只專注于醫藥行業。“有時候，選擇更狹窄的細分市場反而能得到更多的機會。”林倩表示，專注度高的個體更容易在特定領域內積累深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進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對年輕律師而言，走專業化道路確實有一定門檻，他們需要解決初期的生存問題，并且投入至少3—5年時間進行專業沉淀。”林倩建議，在這個階段，可以考慮加入一位合伙人的團隊，只要足夠勤奮且品行端正，養活自己其實是沒有問題的。“最怕的就是明明自己能力尚淺卻心比天高，還總想著掙快錢。”

一直以來，林倩總是鼓勵年輕律師在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后積極輸出個人見解，如撰寫文章、參與行業活動等。因為這樣可以提升個人在業內的知名度，同時也有助于拓寬視野。此外，這種持續的輸出也能促使律師保持主動學習和深度思考的習慣，成為推動個人成長的“源頭活水”。

“現在的法學畢業生中，真正優秀的法律人才其實并不多見。”林倩說，而一個人能否成才，并不僅僅取決于學校的教育方式，更為關鍵的是個人的學習態度。學生應該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學業中，避免在學習期間為了賺錢而分心。

“在理論學習的同時，結合實際也非常重要。”林倩建議，學生最好每個學期都抽出時間去律所、法院或檢察院實習，以便更深入地了解社會動態和法律實務。特別是到了大三之后，由于課程相對減少，學生有更多自由時間來安排實習。“我們非常歡迎來實習的學生，并且會提供補貼。”他說。通過實習，學生不僅可以接觸到實際案件，還能獲得進入大型律所實踐學習的機會。

遺憾的是，林倩表示，現在由于生活條件的改善，許多學生對此類補貼不再看重，也不愿意頻繁參與實踐活動，而寧愿花更多的時間在社交上。

作為“老林說法”公眾號的撰稿人和“老林說法面對面”對話欄目的主講嘉賓，林倩多年來一直筆耕不輟。他喜歡寫作，樂意通過這種方式把自己的思想觀點保存下來并與他人分享、交流。目前，“老林說法”有一萬多名關注者，多為同行業的年輕律師、海關工作人員，大家經常會在這里進行專業交流。“這種交流有助于保持對業務的持續思考；若不寫作，對專業的深入思考可能會逐漸減少。”林倩說，許多有責任心的海關工作人員在遇到業務問題時也會主動與自己聯系討論。

把法律放在第一位

林倩與很多法大學子一樣，即使離開母校多年，他的腦海中仍不時地會浮現出校園里那塊刻有“法治天下”銘言的石碑。它不僅承載了許多法大學子對自己校園生活的美好回憶，也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法治社會的共同向往和承諾。

因為興趣，林倩當初選擇了法律專業。后來到了中國政法大學，通過接受系統的法學教育和獨特的人文情懷的熏陶，他完成了向一個法律人的蛻變，有了身份自覺。

“我們上學那會兒，江平教授、陳光中教授都還在堅持給學生們上課。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了老一輩學者對法治追求的真誠、治學態度的嚴謹和對學生發自內心的關愛。他們非常純粹，完全沒有私心，這讓我常常很受感動。”林倩說。

潛移默化地，他自己也在一天天地改變。“在做好分內工作的基礎上，只要有機會，能力也允許的話，我們是非常愿意為中國法治事業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的。”

“律師畢竟是一份職業，提供的是有償服務，因此把利益放在第一位還是把法律放在第一位，很多時候確實會成為律師的考驗。但我可以自信地說，這一路走來只要是面對需要抉擇的狀況，我們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把法律放在第一位，因為它是一個法律人的基本自覺，是底線。”林倩說。

不久前，他們承辦了廣東那邊的一起走私案件，涉稅500多萬的當事人被判了十年。二審時當事人家里付不起律師費了，可林倩律師認為法院判得確實過重，“他們對主從犯問題的認知存在嚴重的缺陷”，最后，盡管家屬無力支付律師費，他們還是接過了案子。“經過努力，二審中廣東高院部分采納了我們的意見，給當事人減了幾年刑期。”雖然二審只收到了5萬元的律師費，甚至可能還不夠差旅支出，但在林倩和同事們的心里，這件事做得很有價值。

普法，推動立法修正，林倩表示，這些年他們為此投入了不少時間和精力，但是它非常有意義，很值得做，“一方面可以為法治進步助力，另一方面可能挽救很多的人。幫助人確實是件讓人快樂的事。”林倩說，“你想想，要是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涉稅貿易瞞騙最終真的成功去罪化，那我們每年挽救的可能就是一萬多個家庭和幾千個企業。這是多么令人振奮的一幅畫面啊。”

問：涉稅貿易瞞騙的具體內涵是什么？

答：涉稅貿易瞞騙行為，是指商業主體向海關申報貨物進出口，故意提交虛假貿易單證或者向海關虛假陳述，通過偽瞞報貨物價格、數量、商品名稱和原產地等涉稅要素，偷逃國家稅款的行為。

其主要行為特征包括：主觀上故意偽報或者瞞報涉稅要素、客觀上實施逃避海關監管的行為、主要目的是偷逃國家稅款、經由海關通道申報進出境。

問：涉稅貿易瞞騙主要有哪幾種方式？

答：低報價格、少報數量、偽報原產地和偽報商品名稱稅號，是涉稅貿易瞞騙的主要方式。

低報價格。所謂價格瞞騙，是商業主體隱瞞真實的進出口貨物交易價格，制作虛假的商業發票或者貿易合同，僅向海關申報一部分交易價格，達到少繳稅款的瞞騙行為。它是貿易瞞騙行為中最常見的一種方式。

少報數量。故意少報進出口貨物數量、藏匿貨物、使用虛假文件申報，或通過其他方式的虛假陳述，只繳納部分稅款，以偷逃應繳款項。

偽報原產地。指的是企業為了享受與多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下的關稅優惠，故意提交虛假或非法獲取的原產地證書，以此偷逃應繳的關稅。

偽報商品名稱稅號。即企業為了繳納較低關稅，故意將高稅率商品偽報為低稅率商品。

問：您主張將涉稅貿易瞞騙從走私犯罪中獨立出來，對涉稅貿易瞞騙和跨境偷運走私加以區別對待，請問這兩種行為究竟有何不同？

答：二者在行為主體、行為方式以及危害后果等方面均存在實質性的區別。

實施主體不同。貿易瞞騙的主要行為主體是依法成立的法人單位或其他組織，因為只有經過備案登記的公司或單位才能從事國際貿易并辦理海關申報。而跨境偷運走私多由自然人實施，他們利用身份隱蔽性繞過海關監管，結成團伙進行走私活動。

行為方式不同。在進出口活動中，貿易主體必須向海關真實申報價格、數量、原產地等信息。涉稅貿易瞞騙通過提交虛假單證如商業發票和原產地證明來逃稅，特征在于欺騙和不實申報。而跨境偷運走私則通過避開海關監管，在未設海關的沿海或邊境地區秘密運輸貨物，特征在于完全逃避申報和納稅。

侵犯的法益和危害程度不同。涉稅貿易瞞騙雖侵犯國家稅收利益，但因貨物仍在海關監管下，風險可控，易于查證。相反，跨境偷運走私不僅逃稅，還破壞國家對外貿易管理制度，隱蔽性強，查證難度大，危害更嚴重。

問：您說涉稅貿易瞞騙本質上是偷逃國家稅款行為，那它和我們常說的逃稅罪有何區別？

答：涉稅貿易瞞騙和逃稅罪都是侵犯國家稅收利益，但《刑法》規定的法律責任卻完全不同。

行為性質和危害性比較：逃稅罪是指納稅人通過欺詐手段逃避稅款，數額較大的行為。偽瞞報方式走私普通貨物罪是指納稅人逃避行政機關監管，偷逃國家稅款的行為。前者是偷逃國內所得稅等稅種，后者是偷逃海關關稅和進出口環節代征稅。這兩種行為本質上都是偷逃應繳稅款，行為性質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基本相當。

逃稅罪的行政處罰前置：走私普通貨物罪偷逃稅款10萬元（單位犯罪20萬元）直接入罪。與之不同，逃稅罪允許納稅人在補稅和接受處罰后免于刑事責任，即初犯接受行政處罰可以免罪，并有兩次免罪的機會。

刑期比較：逃稅罪的最高刑罰為七年徒刑，并處罰金；而走私普通貨物罪可判至無期徒刑，罰金也更高。

問：整體來看，國內外對涉稅貿易瞞騙的處理有何不同？

答：我國刑事法律對行為人逃避海關監管，偷逃國家稅款的貿易瞞騙行為，主要處罰方式是對行為人實施監禁刑，并處經濟上的罰金。在國外，各國對貿易瞞騙的處罰方式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特征，對貿易瞞騙行為人的人身監禁刑較輕，對貿易瞞騙主體的經濟罰較重。這與我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通過研究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的法律和司法判例，可以發現，他們對行為人向海關虛假申報價格或者原產地等偷逃國家稅款的行為，均未界定為走私行為。事實上，根據《內羅畢公約》，“走私”被定義為“以任何秘密方式將貨物運過關境的欺詐海關行為”。而虛假陳述或者虛假申報，是向海關申報過程中采取的貿易欺詐，與秘密偷運的走私行為有著顯著不同。貿易欺詐的處罰方式是以罰款補稅為主，以刑事處罰為輔，而各國對走私行為的處罰，是以追究刑事責任為主，罰款為輔。應該說，這種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此，2023年11月10日海關總署發布《海關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向全社會征求修改意見時，我們曾建議，重新定義我國海關法律制度中的“走私行為”，將“貿易瞞騙”從“走私行為”中剝離出去，在《海關法》法律責任一章中增加一條“貿易瞞騙”的定義和相應的法律責任，并建議有權機關修改《刑法》第153條走私普通貨物罪的相關規定，將貿易瞞騙行為去罪化，用海關行政處罰代替刑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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