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 穎

近日，據媒體報道，前不久北京一網約車司機在凌晨完成最后一筆訂單后猝死。隨后家屬發現，出事前20多天，這名司機每天都在出車，平均每天在線時長超過10小時，最長的一天超過20小時。家屬希望認定平臺與司機為勞動關系，由平臺作出賠償，但平臺僅認可雙方存在合作關系。透過本案的勞動關系認定問題，我們在唏噓之余不禁要追問：類似的悲劇是否可以避免？

(資料圖)

其實，近年來有關勞動者在工作中猝死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通過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導致勞動者猝死的原因大多與工作時間過長、身體長期處于疲勞狀態直接相關。而除卻這些猝死的極端個案，很多勞動者面臨的普遍困擾也是過勞和加班常態化的問題。因此，工時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和討論。

工時立法起源于工業革命之后，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意義最為重大的是8小時工作制的確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縮短工時和彈性工時已成為趨勢。我國歷來重視工時立法，實行8小時工作制，法定周最長工時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實行的48小時，進一步縮短為目前的40小時。縮短工時對于增加就業、發展經濟，保障勞動者身心健康，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生活水平，提高勞動效率都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近年來工時立法的執行情況卻不盡如人意，超時工作、加班或變相加班等勞動者過勞現象成為一些用人單位的常態，特別是新業態催生下的網約車司機和網約配送員等，超時工作情況更為普遍和突出。這不僅損害勞動者的身體健康，影響企業持續良性發展，而且因超時勞動導致的疲勞駕駛等行為也會嚴重影響道路交通安全。應該說，這一現象的出現，與平臺在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下對勞動者工作的高要求及較低的社會支持直接相關，如企業制定算法對勞動者施加嚴苛要求和處罰，而相反因平臺用工難以確定勞動關系，勞動者卻無法得到勞動法保護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當前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已經超過8400萬人，他們是我國平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保障，而保護這一群體勞動權益特別是工時權益，減少類似悲劇發生，需要社會各方的努力和支持。因此，我們要轉變以健康換財富的陳舊觀念，將“健康中國”的理念和目標延伸至勞動者勞動過程中。國家、社會、用人單位和勞動者要共同參與，承擔各自權利義務，堅持預防為主，構建勞動者過勞治理的法律機制。

第一，健全勞動法律法規，積極推動基本勞動標準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法律保護范圍，保障其包括工時權益在內的基本勞動權益。加快推進建立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將“過勞死”納入工傷和職業傷害保護范圍，確立“過勞死”認定標準，防范過勞現象進一步蔓延。

第二，強化平臺企業的主體責任。勞動者過勞與企業的工時安排和工作管理直接相關。企業應從長遠發展角度重視和保障勞動者休息權，要依法制定規章制度，以法定最高工時標準科學確定勞動者工作量和勞動強度，合理確定計件單價和抽成比例標準。同時，應充分應用算法等技術手段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和接單量進行必要的限制，以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防止其過度勞動。

第三，政府及相關部門要切實履行監督監管責任。例如，勞動行政部門應督促企業按規定合理確定休息辦法，并對企業執行法律和落實勞動安全責任制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第四，交管部門應加大監管力度。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連續駕駛機動車不得超過4小時未停車休息或者停車休息時間少于20分鐘。對于違反相關規定的駕駛員，交管部門在對駕駛員進行處罰的同時，也要嚴格要求平臺進行整改。

第五，工會應積極發揮作用。工會應廣泛吸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加入，在企業制定涉及報酬構成、工作時間、獎懲等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制度和算法時，代表勞動者反映訴求，與企業平等協商，并提出意見建議。

最后，勞動者要加強自我保護意識，積極依靠工會維護自身權益，防止因過度勞動付出健康乃至生命的沉重代價。

（作者系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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