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會飲酒是一種增進情誼、活躍氛圍的社會交往行為，但若過量飲酒、處置失當，原本熱鬧的相聚也可能釀成悲劇，引發糾紛。近日，北京市二中院披露一起因聚會過量飲酒致其中一人腦梗死亡案例。

三人聚會過量飲酒致一人死亡

(資料圖)

案情顯示，趙某與王某、陳某系多年好友，2021年某天，三人在飯店聚會吃飯，席間推杯換盞。飯后趙某突感身體不適，王某遂將趙某送至醫院。趙某當日進行輸液治療后，神志轉清，醫院結合其病情癥狀，認為存在新發腦梗死可能性大，建議進一步輸液及住院治療，但陪同而來的王某在醫院告知病情風險后拒絕進一步輸液及檢查。趙某被送回家中后，身體不適癥狀進一步加劇，家人隨即又將其送往醫院救治，其被診斷為急性腦梗死，后經搶救無效死亡。

趙某親屬認為，趙某在與王某、陳某共同飲酒后死亡，王某、陳某應對趙某死亡后果承擔40%賠償責任，將二人訴至法院請求共同賠償醫療費、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等各項損失共計58萬余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共同飲酒人在飲酒過程中對其他同飲人負有飲酒期間的提醒、勸告義務，飲酒后的照顧、通知等義務，對醉酒者負有看扶、照顧、護送的義務。本案中趙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過量飲酒可能造成的后果應當有預見能力，其放縱飲酒不僅存在過錯，而且過錯程度較高，對于損害后果的發生應當承擔主要責任。

同時，根據現有證據無法確認王某在趙某飲酒期間盡到了提醒、勸告其適量飲酒的義務，雖然其在發現趙某身體不適后，將其送往醫院就醫，但其在醫生認為趙某存在新發腦梗死可能性大，建議進一步輸液及住院治療時，沒有通知其家屬，在病歷上寫明“明白病情，不檢查治療，回家”并簽名，未盡到通知義務，對趙某的死亡承擔相應責任。

此外，根據現有證據亦無法確認陳某未參與飲酒、在趙某飲酒期間盡到了提醒、勸告其適量飲酒的義務，故其在本案中亦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最終，法院根據各方過錯程度、飲酒行為與死亡損害后果的原因力等因素，判決王某給付趙某家屬各項損失合計5萬元，陳某給付趙某家屬各項損失合計1萬元。

法官：共同飲酒人之間具有法律上的注意及救助義務

基于上述案件，北京二中院法官進行了釋法說理。

針對共同飲酒人之間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注意及救助義務？北京二中院法官表示，本案中，趙某與王某、陳某共同吃飯飲酒，飯后趙某出現醉酒及明顯身體不適情況，王某、陳某作為共同飲酒人，對醉酒后的趙某負有合理注意義務及救助義務。

上述法官介紹，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侵權法上的違法行為包括作為的違法行為和不作為的違法行為。當行為人對他人負有特定的作為義務而未履行的，構成不作為的違法行為。對他人的特定法律義務主要來源有三種：一是法律的直接規定；二是職務上或者業務上的要求；三是行為人的先前行為。

針對共同飲酒人之間的注意義務有哪些？上述法官明確，從司法實踐來看，該義務通常包括：共飲時，共同飲酒人應提醒其他同飲人適量飲酒，不得強行勸酒、罰酒；共飲后，共飲人應注意是否有人出現醉酒或其他身體不適的情況，如出現上述情況，有義務進行救助。

具體到本案，上述法官介紹，飲酒時，王某對趙某未盡到及時的提醒和勸阻義務。飲酒后，王某雖然在趙某身體感到不適后第一時間將其送往醫院，但其作為陪同人員，未及時聯系患者家屬，且其簽字拒絕進一步治療的行為亦屬失當，違反了及時聯系家屬、妥當處置的注意義務。陳某作為共同飲酒人，亦未有證據證明其在趙某飲酒期間盡到了相應提醒、勸告義務。

針對共同飲酒人承擔責任的范圍為何？在責任認定上主要考量哪些因素？上述法官指出，就本案情形而言，趙某飲酒后突發腦梗死亡，王某、陳某作為共同飲酒人雖然未盡到相應注意義務，但不意味者二人即應對趙某死亡的全部損害結果承擔賠償責任，就二人的責任認定，應綜合考慮飲酒人自身過錯及各自行為對損害后果的原因力。

上述法官亦強調，趙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知曉其自身身體情況和酒量，在未有證據證明共同飲酒人存在強行勸酒、罰酒的情況下，對自身放縱飲酒行為負有主要責任。趙某患腦梗塞死亡與其基礎疾病相關，但從其飲酒后表現的癥狀及送醫治療的過程來看，本次飲酒行為確為其腦梗塞急癥的誘發因素。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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