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翀 馮冠霖】

【資料圖】

一、消費拉動和投資拉動之爭

2023 年 1 月，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一段關于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的訪談視頻在網上流傳，引起很大爭議。“新經濟學家智庫”于 2023 年 2 月 1 日發布消息，說明這段視頻是 2017 年 7 月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鳳凰衛視《領航者》欄目采訪時的訪談。確實，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早于 2017 年 7 月20 日就以“中國經濟向消費拉動轉型？這是誤導中國”為題發表了林毅夫這個訪談的精簡文字版。林毅夫指出，在拉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所占比重遠低于投資，跟美國正好相反。不少經濟學家主張，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應該向消費拉動轉型。“我覺得提出這個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經濟，就是故意誤導中國”。他認為，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依靠產業不斷創新和升級，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則需要依靠投資。在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以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費增加，投資跟消費共同變成經濟增長的組成部分。他還認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在理論上說不通，而經驗上，也有美國、歐洲家庭過度負債造成危機的前車之鑒。消費拉動是一個政治化的議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吃出來的，不是消費出來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投資出來的。

2023 年 1 月 16—17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余永定研究員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等機構主辦的論壇上發表演講，“新經濟學家智庫”以“不少學者諱言投資，提高消費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為題發表了余永定的演講。他在討論如何駕馭“三輛馬車”時指出，“中國需要盡快恢復消費需求的增長，但直接刺激消費的效果如何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2023 年中國出口的增長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果它不拖累經濟增長，就已經不錯了。……投資具有雙重作用，投資不僅在短期內刺激經濟需求，而且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他還提到，“很多學者提出發放消費券，直接補貼等主張。這類措施，我覺得對扶貧、保持社會穩定是有必要的，各地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加以實行。但作為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放消費券之類的舉措到底有多大作用？我有些疑惑”。他接著提出了批評：“不少學者比較諱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則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消費只是在短期，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才談得上拉動經濟增長。……消費本身并不能提高經濟增長潛力”。

2023 年 1 月 25 日，“萬博新經濟觀察”發表了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的文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是誤導中國嗎”，對網絡上熱傳的林毅夫的視頻發表評論。他在回應林毅夫所說的“如果沒有勞動生產力提高帶來的家庭收入增長，消費增長可持續嗎”時指出，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主張擴大消費的人，都提出發錢和發消費券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呼吁擴大消費，就是呼吁擴大居民收入，這二者本來就是一回事。他提到，“討論消費驅動還是投資驅動，不是討論企業要不要自主投資，也不是家庭要不要自主消費，那是人家自己的事，而是討論政府穩增長的預算資金怎么花”。“如果發一塊錢的消費券可以帶動 3 到 5 倍的需求增長和經濟循環，而一塊錢的基本建設投資在很多省份還產生不了一塊錢的 GDP，那政府穩增長的錢是應該優先發消費券，還是幾萬億、十幾萬億地搞投資、為此擴大消費為零的財政預算？”他在評論林毅夫所說的“批評投資拉動過時、主張消費拉動，是誤導中國”時還指出，“去年 121萬億 GDP 中，固定資產投資 57.2 萬億，占比 47.2%，這么高的投資率能持續嗎？……如果還主張讓老百姓省吃儉用省下錢讓別人去搞那些大部分已過剩的投資，既沒有微觀效益，也沒有宏觀需求乘數，還會造成巨大的國家和地方政府債務，這是不是誤導中國？……畢竟大家都看到投資飽和、過剩的情況：全國高速公路、高鐵已經過剩而每年虧損幾千億，大部分特色小鎮空置無人，地方專項債找不到合適的項目……”。

近期，多位經濟學者都發表了對消費和投資拉動的看法，“消費拉動和投資拉動之爭”成為了一個熱點問題。由于該問題體現了經濟發展的基本命題，且林毅夫、余永定、滕泰等學者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擬圍繞這場爭論的觀點，試圖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全面探討在產值增長中“消費拉動”和“投資拉動”的問題。

二、從經濟理論看消費和投資

按照凱恩斯于 1936 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如果用國內生產總值代替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把凱恩斯的封閉經濟模型擴展到開放經濟模型，可以得到均衡國內生產總值形成的等式：GDP＝C＋I＋G＋（X－M）。其中，C是消費支出，I是投資支出，G是政府支出，X是出口，M是進口，（X－M）是凈出口。政府支出可以分解為政府的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而支出就是需求，總需求包括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大需求，這就是所謂拉動經濟的“三輛馬車”的由來。

凱恩斯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揭示了，在存在閑置的社會資源的前提下，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凈出口需求的增加可以導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凱恩斯還分析了投資的乘數作用，即投資需求的增加可以導致數倍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實際上，消費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同樣有乘數作用，凱恩斯只是更加強調投資需求的作用而已。因此，在不考慮凈出口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消費需求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與投資需求是一樣的。兩者不同的是，消費需求實現以后可能形成耐用消費品，投資需求實現以后形成固定資產。至于在現實的經濟里，是消費需求拉動作用大，還是投資需求拉動作用大，取決于各國國情以及具體政策措施。

凱恩斯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是一種短期的、比較靜態（對靜態進行比較）的分析，研究在社會生產力不變的情況下如何提高現有社會資源的利用率。美國經濟學者李普賽（R. G. Lipsey）曾經給經濟增長下了一個嚴格的定義：因社會生產力利用率提高而導致的國民收入增加不能稱為經濟增長，只有因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而導致的國民收入的增加才能稱為經濟增長。[1]但在大多數經濟學文獻中，經濟增長的定義沒有這么嚴格，經濟增長一般是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長期以來，不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都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美國經濟學者索羅（R. M. Solow）于 1956 年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就是這種類型的經濟增長理論的典型代表。按照索羅的經濟增長模型，實際產值是技術、勞動、資本的函數。[2]但是，這種類型的經濟增長理論要么是在總供給不足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來的，要么是假定總需求總能夠適應總供給的變化，所以主要分析如何提高社會生產力。

20 世紀 30 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證明，社會生產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已經成為常態。1939 年，英國經濟學者哈羅德（R. F. Harrod）把凱恩斯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長期化和動態化，提出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經濟增長理論表明，如果用 Gw 表示產值增長率，用 s 表示儲蓄率即儲蓄對產值的比率，用 C 表示資本產量比率即生產 1 單位產值需要投入的資本，那么產值均衡增長的條件是：Gw = s / C。該模型證明，上一年的產值將形成今年的儲蓄，今年產值需要增加多少才能使投資能夠全部吸收儲蓄。[3]該模型仍然強調投資的作用：投資一方面形成需求，另一方面形成生產能力。但是，消費率通過儲蓄率對投資產生影響。

1939 年，美國經濟學者薩繆爾森（P. A. Samuelson）提出了乘數和加速數交織作用的經濟周期理論，其中加速原理強調了消費需求對投資的影響。薩繆爾森證明，投資和消費是相互影響的：投資的增加可以導致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導致消費需求的增加，消費需求的增加又會導致新的投資的產生，由國民收入和消費需求增加導致的投資被稱為引致投資。[4]

綜上所述，經濟學分析有短期分析和長期分析之分，短期和長期的經濟現象是不同的。當人們說消費或投資拉動的時候，往往指的是短期分析。從短期來看，在總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不論是消費還是投資，都可以拉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從長期來看，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勞動者數量的增加都會推動經濟增長。從消費和投資這兩個因素來看，消費不能形成生產能力，只有投資才能形成生產能力，這就是經濟增長理論重視投資因素的原因。因此，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確實是投資出來的，投資不僅在短期內刺激經濟需求，而且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投資和消費還存在互動關系：投資增加—產值增加—消費增加—新的投資產生。投資的目的是什么？投資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投資無非是生產投資品和消費品，而投資品最終還是用于生產消費品。在消費和投資的關系中，消費并非處于被動和從屬的地位，消費和投資是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的，投資不可能長期脫離消費無節制地自我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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