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陽之石

文/李旭

(資料圖片)

（一）

祁陽的文化是與石頭結了“梁子”的。

從2016年11月祁陽石申請國家地理學標志產品成功算起，追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元結，以及他和顏真卿所創浯溪摩崖“三絕止，祁陽的石文化一直是貫穿著祁陽文化的主線。是元結不經意間，讓祁陽石與浯溪摩崖來個首次文化碰撞，從此，祁陽的石文化漸現端倪。元結走了，在浯溪，他留下巍峨聳立的千古摩崖石刻《大唐中興頌》，又讓一方方祁陽石硯躺在他的行李箱里，順瀟湘之水遠走他鄉。他不知道，他在祁陽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文化時代。如果說祁陽石硯是行走在元結包裹里的石文化，那么，浯溪的摩崖石刻，則是由元結和顏真卿鐫刻在祁陽脊梁上的一段亙古不動的神話。這一動一靜之間，把祁陽的石文化演繹到骨子里去了。

說祁陽石是祁陽的本土石文化一點也不過分。同時與之激活的浯溪摩崖石刻，則算是“客籍”的石文化了。外來的文化帶有初萌的眼光，但最真實，每一方石刻都有一段與祁陽的不朽情緣和故事。浯溪摩崖用沉默俯視江面，記住投映過的每一個來往者的面孔。有意思的是，出產祁陽石的祁山在祁陽市之東，浯溪摩崖在祁陽市之西，與坐落在祁陽市南邊，天馬山腳麓，湘江之濱的文昌塔形成一個三角合圍之勢，祁陽市如三角對角線的中點，祁陽的文化核心除了石頭，似乎找不出第二個替代的東西，這已不是用厚重來形容了。更有意思的是，文昌塔竟然也是用石頭壘成的，是祁陽讀書人的圖騰。旁邊的祁陽一中得天獨厚，人才輩出，這應該不是一種刻意安排，而是祁陽人對石文化的信仰與詮釋。祁陽石，浯溪摩崖石刻，文昌塔無意中構成祁陽文化的全部思想和內涵，值得深思。

祁陽石掩藏在祁山的層巒疊嶂之間，靠緣分才能求得。它如待嫁姑娘，深藏閨中，養成溫順如玉的性情，嫁與不嫁，它都是祁陽人手心里的寶。而浯溪摩崖則與之相反，高調突兀，暴露于湘水河畔，任風侵雨蝕，洪流沖刷，卻依然昂首挺胸，泰然自若，巍然立于天地之間。它們就像一對從書本里走出來的一對“小冤家”，一個收斂，一個張揚；一個陰柔，一個陽剛；一個小家碧玉，一個激情四射。它們既對立包容，又和諧共生。文昌塔出現得比較晚，它就像它們的孩子，優雅，安靜，書卷氣十足，而且志存高遠。立在塔頂，閱盡炎涼變迀，卻處事不驚，不知胸藏多少故事，心懷多少詩書。單它腳下踩著的，便是萬卷書巖，就這寓意，祁陽代代英賢，也就情理之中了。

祁陽石紋理如行水流云，根據其特性，藝術形式多表現為“畫”的內容。它經過歷朝歷代能工巧匠的精雕細琢，制成了精致的石硯，插屏，以及各種擺件。它們安靜地擺在文人墨客的書房，與經史子集為伴，詩酒花茶為伍，處處散發一種儒雅氣質。用時間體現自身的價值，成為祁陽的一張文化名片。浯溪石刻就不同了，它多表現為“書”的形式，而且走的是文化名人路線。從元結的《大唐中興頌》到清代書畫家何紹基的《談〈中興頌〉碑有作，用山谷韻》詩刻止，皆以名人筆墨的大家風范而奉為經典。傳統中國的書和畫，在祁陽的石文化脈絡里面，既有機的分散，又巧妙的融合。走得出去的祁陽石硯，留得住的浯溪石刻。兩者形成互補之勢，這也是祁陽的石文化形成的兩種自然而然的文化態度。當然這只是它們各有所側重而已。它們的根是一樣的，自古書畫不分家。

（二）

祁陽石，浯溪摩崖，文昌塔，它們之間已經有了一根紐帶。在游覽浯溪時，我經常納悶，浯溪摩崖與陶鑄銅像是不是也有一根看不見的紐帶呢。我想，它們應該存在某種關聯的東西。是不是我們在欣賞摩崖石刻的書法美時，沒有透過字里行間，看到它的另一種本質和內涵？除了文化層，或許它還具有那種跟石頭一樣堅韌，又百折不撓的品性。是的，浯溪摩崖的存在，其本身就升華了祁陽的石文化本意。自元結命名浯溪后，他與好友顏真卿書撰“摩崖三絕”的藝術成就無人超越，唯見“三絕”以外的一筆一字，把他們的人性發揮到了極致。其實，它在向后人隱藏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這種家國情懷，民族大義傳承千年而愈發激烈，彰顯祁陽之大美。

我們只知道元結是唐代詩人，文學家。卻很少知道他是一個集家國情懷的詩人和文學家。據史料，唐朝安史之亂時期，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元結向肅宗上奏了《時議》三篇，詳細陳述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及政治主張。肅宗看了以后，非常高興，授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出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他在鄂北、豫南招募義軍，泌南高晃等率五千多人歸附元結，使得史思明不敢南侵。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史思明肆意南犯，肅宗命元結組織宛、葉二地的軍隊進行抵抗。元結屯兵泌陽，誓死保全了十五座城池，免百姓生靈涂炭之苦，成為抗擊史思明的有功之臣。元結因平叛有功，連連升遷，聲動朝野。平定“安史之亂”后，元結有感而發，寫下了《大唐中興頌》，總結了“安史之亂”的歷史教訓，整個頌文無不感慨悲壯，并祈福大唐美好的未來。但《大唐中興頌》一直躺在元結的書房，他覺得應該找到合適的時機展示出來。其時，好友顏真卿，也受朝廷之命東征西討，與安祿山誓血鏖戰，其功績卓越，封“顏魯公”之稱號。后人評為天下第二行書的“祭侄帖”便是他在行伍中所書，是為戰死的侄兒顏季平寫的祭文，民族大義溢于紙上。兩位老友為國家安寧，馳騁疆場，舍生忘死，何等的英雄氣概。他們既“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又同時背負相同的歷史使命，經歷相同的人生閱歷，就是現在，他們的友誼也是絕無僅有的崇高吧。

平息安史之亂后，元結結廬浯溪。這一日，顏真卿受元結之邀來到浯溪做客，當時之情景，莫非我也在場？我分明看到兩老友久經沙場后第一次見面時，他們緊緊相擁，捶足頓胸，卻欲言又止，忽而喜極而泣！此時此景，激動萬分，皆難以言表，淚水只得順湘江之水滔滔而下。未經戰亂之苦，怎知相見來之不易！我想，當晚元結拿出十年前創作的《大唐中興頌》時，顏真卿是無法拒絕的。那是應天地之妙合，切時務之民意，摩崖三絕應聲而出。它似乎是歷史的必然產物，其實它所表達的主題卻與歷史無關。沒想到，他們這一合作竟成千古絕唱。在《大唐中興頌》后，歷朝歷代競相模仿，刻有宋代的《大宋中興頌》和明代的《大明中興頌》。但這兩篇頌文都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按指定的內容書篆上去的，意義與《大唐中興頌》相差甚遠?！洞筇浦信d頌》是作者發自肺腑之言，字字璣珠，句句涵義深遠，且言真情切，其本身的情感出發點和側重感就有所不同。就好像一篇是激揚文字的抒懷散文，一篇是官方的說明書。

試想一下，元顏二人當時的心情該是如何的深沉悶重。顏真卿手中的筆恨不得穿透石壁，那種筋骨雄健，大氣磅礴之勢，躍然摩崖之上。清晨的萬道陽光一照，立著的摩崖，平鋪的江水，一片亮亮堂堂。當我們立在摩崖面前，欣賞那蒼勁渾厚的書法時，如果光顧著說好稱奇，那是我們褻瀆了他們的初衷。即便后來一千多年里的五百方石刻，雖盡顯名家名作之氣，但無論哪一方面無法望其項背。因為《大唐中興頌》傳遞的是一種愛國主義精神和堅強意志，它已經融入到石頭的經脈里流動了起來。頌文曰，“……地辟天開，蠲除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元顏二人把這種精神和意志隱喻在摩崖上，它象一面鏡子照在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覺醒一代代祁陽人。是男兒志當報國，心憂天下；當義無反顧，躍馬殺敵，這是使命必然。尤其在近現代中國革命史上，這種氣節表現得更加盡情淋漓和突出。陶鑄便是最杰出代表，他是我們祁陽的驕傲，更是呼應元顏精神的典范。

上世紀六十年代，陶鑄回祁陽，他要求先到浯溪看看。陶鑄一下車直奔摩崖的《大唐中興頌》，佇思良久。他說，浯溪碑林要保護起來，尤其是《大唐中興頌》。浯溪碑林在陶鑄的提議下，免受歷史的破壞。由此可見，陶鑄對浯溪摩崖傾注了多少熱情和摯愛。沒有陶鑄可能沒有浯溪摩崖的今天。我想，當年陶鑄景仰恢宏的浯溪摩崖的時候，一定是熱淚盈眶的，他知道《大唐中興頌》給了他什么。他踐行了自己的諾言，他用這種精神無時無刻在激勵自己的理想，用一生的忠誠為祁陽人民樹了一座豐碑，把自己站成一棵松樹。從此，《大唐中興頌》的中心思想與陶鑄的理想重合起來。時過千年，冥冥之中，似乎早就注定有這一遭。歷史的車輪在這里找到了它的吻合點。

石文化是表象，精神才能永恒。1988年陶鑄銅像及陳列館也選址浯溪。陶鑄銅像落成后，它一直是我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陶鑄銅像深凝著故鄉——石洞源。石洞源是盛產祁陽石的祁山一脈，元結讓祁陽石與浯溪摩崖合璧，浯溪摩崖又與陶鑄思想謀和。這是循環還是天意？在此之前，我相信許多人來浯溪游玩，都會感到很別扭。從陶鑄銅像到摩崖石刻一步千年，就像剛下飛機犯了時差綜合征一樣，游覽的思路一下子迷糊了，空間感左搖右晃，感覺它們沒有任何因果，就像兩個強扭的瓜。是的，它們一個是紅色革命文化，一個是書法藝術文化，兩者好像永遠扯不到一起來，也永遠沒有什么交集和共同特性。其實我們想錯了，因為我們沒有讀懂《大唐中興頌》。讀懂了，心里那一個結，自然會理平；讀懂了，那種壯懷激烈的情緒就會激發出來；讀懂了，或許已不是少年，就像現在的我，心里一直在想，它們一定是有存在的邏輯和理由的。因為它和陶鑄銅像在用同一種胸襟撞擊我們的良知。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祁陽念書。三五同學約好去浯溪公園玩，我們租了相機，從祁陽三中隔壁的院墻翻爬過去。那時只顧拍照留影，并不理會石壁上大大小小的文字。后與妻戀愛，約會浯溪公園，眼里也沒看見一個字，甚至還沒看清地上的路?，F在，我會在它們面前肅穆，沉思，這個時候，根植于內心深處的那一點民族自信在蠢蠢欲動。

浯溪公園每一塊石頭都在散發耀眼的歷史光芒，除了摩崖碑刻聞名遐邇，我們還應該提煉，過濾深層次的東西來作為更新主題。我在想，除了這些，《大唐中興頌》是不是還在暗喻著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許我們應該作一篇“中華復興頌”與之唱和。這作者會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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