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父親陳銅民影響而決定進入電影行業；《金枝玉葉》是為張國榮量身定制的“命題作業”；《甜蜜蜜》是被打入“冷宮”的作品……在6月11日的第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大師班上，陳可辛披露了不少幕后故事。而提及今年2月離世的父親陳銅民，陳可辛更是在現場哽咽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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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父親的話讀了酒店管理專業半年就熬不下去了

陳銅民祖籍廣東潮州，父親為泰國華僑，幼年時與母親一道移居泰國。陳銅民曾在泰國的中學當中文老師，1956年到北京進修導演，翌年到港，加入長城電影制作公司，由編劇做起，后來轉行到《明報》任職編輯。1963年加入國泰電影，后又去了邵氏公司，曾創作《草木皆兵》《浪子雙娃》《追車記》等電影劇本。1972年，陳銅民自組大同影業公司，并在泰國為公司頭炮作品《大地雙英》初執導筒。他的許多電影由泰國明星出演，或在泰國拍攝，開創了日后香港電影在泰拍攝取景的先河。

陳可辛說父親做了一輩子的電影夢，雖然很辛苦，但談不上成功。“我從小就看著他追夢。他每天回家就講他的想法、故事、夢想，老婆聽多了就煩嘛，他就跟兒子講。我每天聽他給我講故事，跟他去電影院看電影，一直在這種氛圍里長大。我跟我爸爸是特別好的關系，不是傳統的父子關系，真的像朋友一樣。”

陳銅民并不想讓陳可辛“子承父業”，因為他知道電影這條路很難走。一次全家人去海灘玩，海灘附近有個酒店，陳銅民建議兒子讀酒店管理專業。“做酒店經理多好，也不用發財，但是可以吃住都在酒店，生活比較舒服。”陳可辛真的選擇了酒店管理專業，結果念了一個學期，熬不下去了。“完全熬不下去，當時在美國念大學，可以選擇歷史、地理等很多科目，覺得還是最喜歡電影，最后轉了電影系。”

以前不能理解張曼玉在《甜蜜蜜》中為何哭之前先笑

《甜蜜蜜》里張曼玉扮演的李翹在美國看到豹哥過世的消息，先是笑了一下，然后才哭。這場戲拍了八條，最后陳可辛選的是第一條，這也成為張曼玉的經典鏡頭之一。

回憶這段故事，陳可辛坦承，導演不一定都是對的，他當時拍了那么多條的原因，就是不覺得張曼玉演的第一條好。“我理解她笑的動機，但是我覺得有表演痕跡。我覺得張曼玉演得最好看的就是沒有表情，但眼淚流下來，張曼玉有那個脆弱感，那是與生俱來的，學表演都學不來的，我們很喜歡看她那樣。拍這場戲時她突然來一個笑，我就懵了，說不行，她給我解釋，我說我明白，完全理解，但就是覺得你在演。”

就這樣拍了八條，張曼玉最后說真的哭不下去了，為了哭，她把家里人都“想死”了，連家里養的狗都被想“死”了。陳可辛就說夠了，回去剪吧。最終，陳可辛選了第一條，那時他還是想拿掉那個笑，但因為是一鏡拍攝拿不掉，所以只好保留下來。

結果觀眾全都喜歡張曼玉的這個先笑后哭，陳可辛說自己用了很多年才理解，“后來我有兩個親身經歷”。

《金雞2》中，張學友演了一個角色，當時陳可辛和張學友在配音間，陳可辛接到電話被告知柯受良（小黑）去世了。“柯受良是我和學友的好朋友，尤其跟他的關系特別好。我把他拉出來推在墻邊，兩手抓住他的肩膀，我說小黑走了。他突然間嘿嘿笑一下，笑完才哭。那個笑就跟張曼玉那個笑一樣。”

第二個經歷就是陳可辛父親今年去世。“我半夜3點接到電話，他一直很健康，是突然走的。我接完電話之后第一個反應雖然沒有笑，但是覺得很荒謬，第一反應是怎么可能？我覺得這是一個笑話。”

陳可辛說自己看電影會哭，拍電影也會哭。“我拍《武俠》的時候跟女主角講戲的時候都會哭，我覺得很丟人，自己講戲都會哭。”

如此感性的陳可辛在生活中卻哭不出來，他甚至曾讓表演老師教他如何哭。“拍《奪冠》的時候我找了一個表演老師，因為《奪冠》是我第一部全用素人演員去演運動員的一個戲。我不是念表演的，我沒有能力跟素人演員溝通，教他們怎么演戲，就找了表演老師來教。我還跟老師說你教一教我哭好嗎？我以后的人生中，有幾個時候要哭，但是我哭不出來怎么辦呢？我爸爸三個月前離開，他對于我來講太重要了，但是我這幾個月幾乎沒有哭過，很多朋友說有一天你會大哭的，我一直在等那一天，我覺得今天終于讓我釋放出來了。”

拍《金枝玉葉》是因為張國榮沒想到《甜蜜蜜》會火

《甜蜜蜜》無疑是陳可辛作品中最為耀眼的一部，陳可辛也感慨《甜蜜蜜》是他拍得最舒服的一部戲，因為沒有什么壓力。“運氣吧，真的是每部電影都有它的命。”

《金枝玉葉》也是一部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作品，這是陳可辛的“命題作業”，結果卻成為他在香港最賣座的一部電影。

陳可辛透露拍《金枝玉葉》是因為張國榮，張國榮答應與陳可辛合作一部戲，陳可辛和團隊就想著為他量身定制一個故事，最終在兩個故事之間挑了這個《金枝玉葉》。電影講述了林子穎女扮男裝，因為一次男歌手招募活動闖入顧家明和玫瑰的感情世界。“其實是很老好萊塢片套路的電影。但是到今天為止，我在香港票房最高的電影還是《金枝玉葉》。”

陳可辛笑說《金枝玉葉》是童話故事，最后王子和灰姑娘在一起了，“可是我從小就不看迪士尼童話，跟我的愛情觀相悖”。陳可辛笑稱《金枝玉葉》票房大賣，讓自己飄了一個月，“那種成功感我等了30年，現在還沒有再等到”。

飄完一個月后，陳可辛拍了一部自己想拍的電影。“這可能是我一輩子最不謹慎的一次，結果那部電影大敗，花了很多錢，我們幾個人組的UFO公司快倒閉了，成也在我，敗也在我。最后公司要賣給一家大公司，那個大公司承擔了我們的債務，但唯一的條件是必須拍《金枝玉葉》續集，我說那就拍吧。”

因為《金枝玉葉》的成功，《金枝玉葉2》拍得很順，“不是劇本順，是你要到哪里拍，都會給你拍。”陳可辛提出希望同時拍一部小電影，就是《甜蜜蜜》。“我拍《金枝玉葉2》條件就是要拍《甜蜜蜜》，我先拍《甜蜜蜜》，因為我怕拍了《金枝玉葉2》后，拍不了《甜蜜蜜》。”

因為公司不看好《甜蜜蜜》，所以陳可辛拍這部電影時完全沒有壓力。“我有很多時間剪片、做后期，剪了一個多月，那個時候剪片最多5天要剪完，而且不是邊拍邊剪，是拍完才剪。一個多月沒有人搭理我，沒有檔期，也沒有計劃，像被打入‘冷宮’了一樣。”

不被公司看好的《甜蜜蜜》上映后卻收獲了滿堂彩，很多同行見到陳可辛后都和他興奮地表達自己有多么喜歡這部電影。“這次我沒有飄了，有了踏實的感覺，我知道自己還能留在這個圈里繼續拍電影。”

樂觀的悲觀主義者相信溫暖寫實主義

聽到對談嘉賓——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奕斐說“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婚姻也是相似的”，陳可辛補充道：“不幸福的婚姻也是幸福的，這是我的信念，對于一輩子所有經歷，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我都覺得是好的。因為我覺得今天很好，所以，要是沒有之前的一些不好，我就沒有今天的好。”

陳可辛是個矛盾的人，他說自己是一個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這是我人生的態度，拍電影的態度。我可以活在很殘酷、很困難的生活里面，但我又有很溫暖的信念，我也相信明天會更好，可能因為我是射手座，所以我特別樂觀。最近大家常講‘溫暖寫實主義’，我特別相信這個‘溫暖寫實主義’，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人生里面很多曲折的困苦的經驗，對于個體來講都是成長的養料，是讓我變成更好的今天的基礎，所以，某種意義上講，這樣的經歷也有它的價值，并且再回味的時候，也是有它的幸福感。”

身上的這種矛盾感，陳可辛認為可能和基因、家庭、成長經歷、星座、命運都有關。

陳可辛說爸爸陳銅民雖然是不成功的電影人，但他小時候卻是被羨慕的對象。“我幼兒園、小學同學都喜歡來我家，覺得可以見到明星。《捉妖記》導演許誠毅是我幼兒園同學，我們是好同學，因為我們個子都很矮，永遠坐在第一排，他說去陳可辛的家就可以看到明星。”

但陳可辛認為，其實他家并沒有外人看著那么風光，爸爸收入并不高，媽媽還要做別的工作掙錢養家，家里也有矛盾，但是陳可辛的家庭關系又非常溫暖。“我跟爸爸媽媽關系很好，也知道他們的難，所以我很謹慎，也使得我明白要成功是不容易的，都要做很多妥協。但妥協的時候也要有堅持。我覺得爸爸比我全能，他自己寫、自己編、自己導，我中文只念到小學六年級，英文是六年級后才學，中文半桶水、英文半桶水，所以，我一直沒有自信，有很大的危機感。”

也正是這種“溫暖的信念”，讓陳可辛說他的電影就卡在中間，挖出了人性的不幸或者陰暗面，卻又不是血淋淋的結局。因此一些影評人認為陳可辛電影是對“商業的妥協”，陳可辛予以否認，“偏偏我就確實相信它能夠解決，所以，我只能拍被解決的結局。”

陳可辛強調好電影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碰到最好的團隊，最好的人，最好的故事。最重要的核心是導演非常堅持你的信念，這個過程并不容易，從投資方到演員、明星，每個人都會有他的要求，都可能把你帶偏。”

改變是為了不改變但是千萬不要違背自己的信念

從影以來，陳可辛執導了17部作品，監制了40部作品，獲得了400多個獎項提名，得獎230多個，其《甜蜜蜜》《如果·愛》《投名狀》《武俠》《中國合伙人》《親愛的》《奪冠》等，涉獵的電影類型非常多樣，有音樂片、愛情片、還有武俠片等等，也因此，陳可辛很難被定位為何種類型的導演。陳可辛坦承，這是優點也是缺點，之所以涉獵廣泛，除了好奇求知外，也與陳可辛一直的危機意識有關。“所以，我一直得順著市場，也是要‘算計’，算觀眾喜歡什么，如果拍了電影沒有人看也沒有意思，這不僅是為了票房，也是為了溝通。在這樣的商業模式里面，找一些自己能夠有自我表達的題材。”

陳可辛拍了音樂劇電影《如果·愛》，可是他說那時自己一點兒也不喜歡音樂劇。“我是在這一兩年才開始喜歡音樂劇，因為我女兒喜歡。”陳可辛也不喜歡體育運動。“我在中學沒有玩過任何的體育運動，所以，個子這么矮，可是我拍了關于排球和網球的兩部體育電影。我也很討厭動作片，我看動作電影的時候，永遠一看到打就快進，看到有字幕講話了就停下來，我只想聽故事，只想看感情和人物。所以，我對于場面、技術這些都沒有興趣，但是，我要拍《武俠》《投名狀》《如果·愛》，我拍這些電影是故事和人物支撐我，技術那部分我可以找專家來幫我。”

陳可辛說這些改變是為了不改變。“不改變的話，就沒有辦法生存了。做到我這個階段很難的，可能很多年輕導演覺得自己很難，其實，我這個位置也難，這真的不是說風涼話，這條路就是很難的一條路。”

但是，不管怎么改變，陳可辛說都是在行業規則里允許的情況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千萬不要違背自己的信念，自己相信的東西，那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話，它根本不是一個作品。好的作品、壞的作品都首先要是一個作品。我一早說，我拍的每部電影，好的、壞的，你們喜歡不喜歡，都是我的，不管有什么原因，只要我妥協了我都認了，這些電影都是我覺得在那個情況之下做得最好的，我都無愧于心。導演真的不是大藝術家，就是一個把所有人‘碼’在一起去創作、去做選擇的人。你要堅持自己那些‘說什么都不會改變’的部分，因為一改變，那個電影就不會好看了。相比一部不賣座的電影，口碑不好更傷導演，因為觀眾會記住一輩子的。”

雖然已是大導演，但危機意識強烈的陳可辛，仍說自己不過是個求生存的導演，這也讓他這些年來從未躺平。“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曾希望說沖過了這段時間，就什么都不管了，去享受生活，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原來對導演有個很天真、很傻的理解是，你充滿熱情地做一部戲，做半年、一年，結束之后就可以去享受人生，去找新的故事，去環游世界，找新的靈感，然后回來再拼搏。但事實上，是沒有中間享受人生那段的。因為你拍完這一部已經擔心下一部怎么做，而且電影行業，你越成功、壓力越大，越成功，下一部對你要求更高，只會使你下一部更難。”

這些年來還一直保持著“少年”的心態

陳可辛說自己拍電影就像看心理醫生。“我有人生問題解決不了的，就找一批很有才華的人跟我一起去探索，所以，經常會換編劇。每次都是找不同的編劇去做，我很深度地參與每個劇本，很少說人家寫了一個劇本給我，我就拿去拍了。我既不是編劇，又是一個很麻煩的導演，就是編劇最討厭的導演——你自己做編劇不行，又有那么多的意見。”

陳可辛說自己很幸運，做了自己喜歡的電影，還能靠電影生存，這些年來還能一直保持著“少年”的心態：“有首詩說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我一直覺得我一輩子都這樣，我現在不是少年了，但又覺得我是少年，很多東西我都不懂，也沒有經歷過，但我就很喜歡那個對未知好奇的感覺。”

陳可辛說自己有個優點是非常相信年輕人，他常跟年輕的電影人或者公司里的年輕同事去聊。“雖然有很多年輕人的議題，我不是非常了解，也不同意，但我都愿意去聆聽、去靠近，這方面我女兒幫了我很大的忙。我女兒看什么，我就跟她看什么，我不會跟她說這個不好看。我從小都不看的動畫片，結果陪她一直看。高中后，她開始看音樂劇，漫威的劇，我也跟著她看，看一些情景喜劇，她在笑，我在哭，慢慢大家找到共鳴，我覺得好了，我們終于能夠溝通了。”

陳可辛現在對電影的要求是能讓他自由呼吸。“我比較世故，但保持天真，我覺得結果最重要，姿態不重要，我以前聽說過一句話，‘站著說話不腰疼’，我的要求是站不站著無所謂，我的要求也不是為了賺錢，我的要求就是讓我繼續拍下去就行了。”

文/本報記者張嘉

供圖/S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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