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小城高考狀元陳以沫（化名）以省排前兩千的高考位次信心滿滿地進入了一所財經211大學的金融專業， 夢想成為一名二級市場權益分析師。

今年夏天，他發現所在的財經211大學的提檔線竟已掉出了省排1萬名。他反思，學了這么多“馬科維茨”分散投資，自己“高位站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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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的狀元集中地，到滑落至投檔線附近，經管類專業遇冷與資本市場的調整和人才供需不無關系。例如，截至8月15日，證券業協會公示的證券分析師已達到4467人，而滬深京三市的上市公司為5252家，證券分析師在數量上已經逼近了A股股票數量，此外還有不少助理分析師未正式登記。由于市場重點關注的上市公司僅占10%左右，對于行業龍頭，針對一家公司出數十份研報的重復研究屢見不鮮，二級行研已是一片紅海。

身處其中的金融“實習生”，則既面臨傳統金融“賽道”擁擠的壓力，也有“理工科+金融”復合背景人才進入的挑戰，更有ESG背景人才需求爆發式增長的吸引。

第一學歷碾壓最高學歷二級行研偏愛“理工人”

復興門向東，著名的北京金融街上分布著眾多監管機構和金融機構。碩士就讀于“兩財一貿”之一的小嵐在金融街的一家公募已經實習了4個月，但剛剛被通知折戟于正式的暑期實習流程前。

“我碩士屬于目標院校，但本科沒有那么出彩，HR告訴我，我的第一學歷在留用上會被卡。”小嵐介紹，公司的HR告訴他，公司的hc（招聘名額）競爭激烈，多數競爭者都是碩士，因而對第一學歷也有了較嚴格的限制。

這樣的事情并非個案。清北復交人，美國常春藤，英國G5，港三新二，這些被業內認可的名校出身。但近年來，金融就業市場出現了一個新現象，比起最高學歷，部分金融機構對應屆生的第一學歷有了更多要求，俗稱“卡本科”。

據北京市教委發布的數據，2023年，北京市碩博畢業生超過16萬人，本科畢業生約為13.6萬人，碩博畢業生首次超過本科生。

在粵港澳大灣區，據記者粗略估算，僅清華經管深圳班、北大匯豐、“港三”、港中深、中山大學等，經管類碩士畢業生每年已逾5000人，作為頭部院校優秀學子都有二級投研的入場券；而在需求端，廣州、深圳地區的數十家公募和頭部券商研究所，高質量金融崗每年僅有兩三百個。

記者也觀察到，在券商的實習崗位往年只要求碩士就讀于985/QS100院校，近年已經提高到本碩985/QS50。“目標院校只是參考，不是保送，也不是一刀切。”一位金融行業獵頭對記者說，“但門檻確實是水漲船高，頂級機構甚至只在四五所高校物色候選者。”

在此情況出現的新趨勢是，相比純金融出身，“理工科+金融”的復合背景如今略受青睞。

博士畢業于北京某頂級醫學院的魏禮（化名），利用業余時間積累了兩段醫藥賽道的行研實習。今年加入金融校招大軍的他如魚得水，順利獲得了多個醫療賽道的行研offer，最后選擇入職了一家FA機構。

“對醫學的多年深耕是我獨特的優勢，而諸如估值建模等金融領域的知識，剛接觸時雖有困難，但我也已逐漸掌握。”魏禮對記者說道，“博士同學像我這樣轉型金融的極少，但比起在醫院科室的工作，投資研究更符合我的個人興趣。”

但如果將視角放大，根據公開信息，經管類背景的基金經理仍占七成以上，尤其像食飲、家電、零售、地產、固收、利率、指數等更傳統的賽道仍以金融學和經濟學背景占據主流。

實際上，這一情況在一些新型尤為明顯。近期，金融機構對ESG背景人才需求出現爆發式增長，爭相布局ESG崗位，甚至不惜花費重金招聘。

買方大咖回流賣方 銀行國企重回視野

二級市場中，從賣方機構跳槽至買方是常態，但如今情況卻不一樣了。

汀雨（化名）畢業于香港一所大學的金融專業，她原本堅信買方牌照代表信息差優勢，于是放棄了一家中字頭券商研究所的offer，入職了一家以固收產品著稱的百億私募，但在2022年四季度，由于公司戰略調整，整個權益投研條線被取消，在當時的二級私募行業內也引起了不小震動。

擁有一年買方經驗的汀雨，在嘗試重回賣方時卻屢次碰壁，很多研究所的首席表示，私募并不適合作為小雨的第一份職業，因為很多“小買方”缺乏成熟的研究體系，導致她的觀點放在賣方研報內缺乏新意。

最終，經歷了3個月的高強度撰寫研報的無報酬“考核”后，汀雨艱難地入職了一家券商的新財富組。

從買方到賣方的人才回流，源自證券業營收邏輯的變化。

“買方沒業績并不好待，回賣方可以做個首席。”一位公募專戶部的投資經理向記者透露，不少前同事從公募回到了券商，因為在買方除非是規模龐大或業績逆天，個人上限與平臺銷售能力關系很大。換句話說，銷售渠道開始倒逼投研線，去布局銷量更好的產品。

7月份，證監會的公募基金費率改革落地，截至8月10日，已經有60家公募基金官宣降低管理費，預計會造成公募行研利潤的下滑，后續可能會導致研究所分倉傭金的下降。證券分析師行業或許會迎來尾部出清，研報的平均質量或因此有所提升。

過去作為校招“備選項”的銀行崗位等在應屆生眼里也逐漸升溫。

趙楚（化名）畢業于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經過了長達一年多段實習后，拿到了某家擁有頂流基金經理的四字公募基金的投研offer，但他最終卻選擇了股份制銀行總行的管培崗。

“雖然‘卷’贏了，但還是很難適應公募的內部生態。”趙楚說，在權衡了穩定性、性價比等因素后，他最終選擇了商業銀行這個更為傳統的行業。

同樣出身名校的史芊（化名）也放棄了公募基金的中臺offer，選擇進入家鄉的監管機構。史芊表示，其實成功留用來之不易，她是憑借長期實習打破了公司在性別上的偏好，被破格錄用的，但權衡再三，她還是放棄了壓力更大的一線城市。

根據2023屆北大匯豐就業報告，碩士去往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占比為17%，去年數據僅12%；進入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超過20%，去年數據僅10%，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應屆生的擇業變化。

總體來說，選擇進入市場化金融機構的應屆生占比明顯下降，進入銀行、政府機關等常人認為更“穩定”的機構的占比有所上升，薪資待遇不再是唯一考量，地域偏好、行業前景、工作壓力、職業穩定性的權重越來越大。

主動延畢成退路實習留用搶先機

順利畢業大學生來說是重中之重，而“延畢”則是夢魘和不光彩的印記。但近年來，主動延畢卻成為慢就業趨勢下的一個選擇，尤其是金融行業。

“本來打算一年畢業無縫銜接職場，但靠一次秋招上岸難度很大。”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的小娜對記者說。與很多港校同學一樣，小娜選擇了在深圳租房，平時深港通勤赴港上課，無課時在深實習。在復雜的形勢下，小娜選擇了“一年掰成三年學”，通過調整課程模塊，2021年8月入學的她，選擇在2023年12月份畢業，因此求職時間線與三年制研究生幾乎無異。“選兩年半畢業，為的是利用在校生身份積累更多的實習經歷。”小娜笑著說，“并且部分企業對應屆的界定較為靈活，我能擁有兩次秋招的機會，在容錯率上優勢很大。”

“兩年學制實在是太趕了，必要的話我不排斥主動延畢一年。”在北京國貿實習的何蒼（化名）也向記者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在過去年份，學院輔導員都會督促我們按時畢業，但在今年的形勢下卻一反常態，不再多置一言。”小蒼就讀于內地top2高校的商業分析專業，今年有多名同學提交了主動延畢的申請。“其實憑借學校的聲譽和資源，大家并不是沒有offer，只是對比預期有些落差，想以時間換空間。”小蒼解釋道。

在選擇主動延畢的金融學子中，大多想通過長期多份的實習來為簡歷“鍍金”，但金融機構因人才和崗位的供大于求，在招聘上也更加注重“掐尖”，優中選優。

據了解，非銀金融機構在招聘流程上常需要數個月的實習考核。不論是“寬進嚴出”模式，還是“嚴進寬出”模式，更長的實習期，意味著金融機構可以甄選更多優秀的候選人。

“這我現在實習機構的風格是滾動招聘，2個月的實習期結束后并不能收到明確的答復。”在一家top5公募基金互金部實習的小戎透露，從去年到現在，公司已招了超過6批實習生，最早是日常實習生，到暑期實習生，他們仍需要通過繼續實習來和后面的秋招甚至春招實習生繼續競爭，如此滾雪球式的考核模式導致實習生的數量越來越多，甚至與部門正式員工達到了一比一。而這樣的長期實習考核模式，對應屆生的毅力和抗壓能力是一個考驗。

在另一家非貨規模在前十五的公募實習的白瑾表示，她參與的營銷策劃崗暑期實習，成為實習生的門檻較高，但理論上是等額實習，屬于嚴進寬出。“我希望在這兩個月內完成更出彩的課題，爭取在考核答辯后能立即簽約。”小瑾說。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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