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貴定縣德新鎮新鋪村種植的黃桃迎來收獲季節，村民忙著采摘、分揀、包裝，供應市場。圖為8月17日，村民在貴州省貴定縣德新鎮新鋪村黃桃種植基地的車間分揀黃桃。新華社

編者按

在“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系列《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一文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提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大量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實現V型反彈的結構性因素，這些結構性因素所蘊含的力量一經釋放，將形成新的一輪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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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能？劉俏在他的“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系列之二”中進行了進一步分析。他認為，保持節點行業的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保持制造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并提升中高端制造業比重、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推動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向上游邁進、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以及推動鄉村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都將有力地釋放經濟增長潛能。

劉俏

投資和增長是理解中國經濟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對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大量投資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快速增長。雖然中國有階段性的總需求不足問題，但對供給側的投資和結構性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

從更長的時間維度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風險還是在于因產業和經濟層面缺乏投資機會所帶來的投資率下滑和生產率增長的停滯。增長雖然不是萬能的，但沒有增長是萬萬不能的。我們必須把增長當作一種信仰，而當增長成為一種信仰時，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投資不確定性就變成一種必然：投資未來節點行業具有不確定性，聚焦解決關鍵結構性問題同樣具有不確定性。只有直面我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機會和挑戰，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創新的方法解決那些重要的第一性問題，我們才有可能控制住“無增長”帶來的風險。

保持節點行業的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

保持經濟長期增長，我們必須保持投資強度，對于那些在新的發展階段的“高速公路”“高鐵”“汽車”“房地產”等領域甚至需要進行超前投資。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當下，全球經濟普遍面臨產業結構轉型、動能轉換，驅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新業態和新行業不斷涌現的局面。

哪些有可能成為支撐經濟發展新的節點行業呢？美國宏觀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認為，能源、通信和出行方式作為兩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特征合在一起定義了文明的形態——例如，化石能源的使用、無線通信和現代交通工具區別了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通過進一步分析羅伯特·戈登的邏輯，筆者提出了一個概念性框架：隨著清潔能源的廣泛使用和AI、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人類文明有可能進入一種新的形態。這個過程中，新的行業會崛起，嶄新的思想會出現，而幾乎所有的現有行業都可以通過“碳中和”和“數智化”再來一次——這是我們理解碳中和以及數智經濟的大背景。

以碳中和以及5G/6G的投資為例。碳中和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經濟學問題、管理學問題。實現“雙碳”目標，我們估測我國在2050年前需要投資近300萬億元。如果這些投資在未來30年內平均分配，意味著我國每年對碳中和的投資相當于GDP的8%。這些投資將成為中國經濟動能轉換最大的推動力之一，而圍繞著節點行業的投融資、技術變革、產業政策及商業模式創新，將決定我國實現碳中和的路徑。

5G/6G作為我國再工業化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是需要投資的重要的基礎核心領域。我們的估測顯示，基準場景下，5G的行業導入在2021~2030年期間將帶來31.21萬億元的新增GDP。如果行業導入創新更積極，市場微觀主體的參與更踴躍，5G應用場景所帶來的新增附加值可能遠超過31.21萬億元，甚至達到60萬億元，而5G帶來的價值附加將主要集中在2026~2030年，之后中國經濟將進入6G時代。

保持制造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大幅提升中高端制造業比重

中國在應對中國版的“生產率增長悖論”方面有一定優勢，原因之一在于中國制造業的GDP占比仍然高達27.4%（2021年）。未來保持制造業增加值的GDP占比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經驗數據顯示，科技變革和規模經濟對生產率的推動作用在制造業領域要比在農業和服務業更為顯著。以美國的生產率增長不足為例，一定程度上，長期困擾美國經濟的生產率增長不足與其制造業GDP占比的大幅下滑有關。其實，美國在其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一直保持比較大的規模，197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到GDP的24.3%；但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工業化結束之后一直在下滑，其GDP占比在1998年首次跌破16%，2020年只為11.2%。

隨著經濟生活不斷發展，制造業的GDP占比一般會逐漸下降，這與需求端的結構變化有關：隨著收入水平的增長，對商品的需求占比一般會下降，而服務消費的占比會逐漸提升（美國目前服務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為67%，日本等國也在60%以上）。但是，中國有必要把保持一定的制造業GDP占比（例如：23%）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戰略目標。一方面，中國是制造業大國，但還不是制造業強國，我國制造業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還需要加快產業升級和質量優化，鞏固競爭力和優勢；另一方面，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保持全要素生產率較高的增速，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智能制造業是未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最重要的來源。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中高端制造業占制造業比重為41.5%，美國為47.1%，日本為56.6%，德國為60.7%，雖然我國41.5%的比例遠遠超過24.9%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國距發達國家水平仍有差距。到2035年我們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候，我國能否將中高端制造業比重從目前的41.5%大幅提升到55%？

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推動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位置向上游邁進

在國內外環境發生劇烈變化的當下，我們更應該關注的一個指標——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程度。價值鏈上游程度定義為本國中間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上游指標）減去本國出口中包含的外國中間品比重（下游指標）。上游程度的取值越高，表明一國在國際價值鏈的位置越偏上游，這個國家在原材料、專利、核心零部件等領域有較大的控制權；而上游程度取值越低則表明一國在國際價值鏈中位置偏中、下游，對外國中間品（例如，能源等原材料、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等）的依賴度比較高。

中國必須向全球價值鏈上游邁進，在供應鏈產業鏈上形成相對閉環，以應對極端場景的出現。為此，我們需要加大創新投入，不僅增加研發強度，而且更需要優化研發結構，大力提升基礎研究的研發費用占比。我們的分析顯示，過去30年，中國的研發強度（研發費用的GDP占比）和全要素生產率之間有高達90%以上的相關性，提升研發強度對推動生產率增長意義重大。

我國研發的GDP占比從1995年的不到0.6%快速增長到2020年的2.4%，達到了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2022年，中國研發費用首次突破3萬億元，研發強度也達到迄今最高的2.55%。然而，我國2.5%左右的研發強度和同期美國3.45%、日本3.26%、德國3.14%的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而且中國研發起步較晚、研發強度的起點比較低，雖然近30年不斷投入，2012年以來更是加大力度增加投入，但是我國研發投入所形成的基礎和沉淀還相對薄弱。既然大國博弈最終是科技創新方面的競爭，中國有沒有可能將研發強度提升到3%以上？

研發結構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國2021年基礎研究的研發占比（即研發中間的“研”，R&D中間的R）只有6.5%。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和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過去10多年，我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在不斷提升，基礎研究投入從2012年的499億元提升到2022年的1951億元（占到總研發費用的6.3%，但與2021年的數字相比略有下降）。作為對比，歐美發達國家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費用的比例基本穩定在12%以上，而美國大約為15%（2019年數字），基礎研究投入大幅超過我國。我國基礎研究占研發經費比例相對不足的問題亟待改變。“十四五”規劃已把到2025年將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8%以上作為政策目標。如果我國能夠以這一目標或更大力度增加基礎研究投入（例如，將目標定為12%甚至15%？），將有力推進我國實現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為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創造有利條件。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

中國現在的居民消費率比較低，只占到GDP的38%~39%左右；而美國和日本等工業化國家居民消費率都在GDP的60%以上，美國2021年更是高達68%。當然，中國居民消費率偏低有統計方法的原因。例如，在統計GDP時，中、美兩國都將居民自有住房的虛擬租金（即住房消費）納入統計，但中國計算租金時采用的是成本法，而美國采用的是市場租金。成本法根據建造成本乘以2%的折舊來計算虛擬租金，建造成本與住房的市場公允價值之間差額巨大，尤其是過去20年我國各地房價快速上漲，用成本法大大低估了居民房地產相關的實際消費。我們估測如果按照市場租金法，中國的住房消費至少將增加7~8個百分點的GDP——由此調整的中國居民消費率將從統計數字中的38%增加到45%左右。

即使是45%的居民消費率，距離工業化國家平均60%以上的居民消費率還是有很大差距。我們預測，隨著強大國內市場的形成、消費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作用的發揮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國居民消費率2035年將從目前調整后的45%增加到60%以上，其中服務消費在消費中的占比也將從目前的50%左右提高到60%以上（美國目前私人服務消費占總消費的67%左右）。在大幅提升的居民消費率中，服務消費的幾個大項包括醫療健康、金融服務、居民養老、餐飲酒店、文化教育等都將獲得極大的發展空間，這意味著中國未來產業格局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居民消費率不足與消費的供給側發展不足有關，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過低。除了GDP占比低之外，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布也不均衡：國家統計收入五等份分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低收入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333元。也就是說2021年，有超過2.8億的中國人月均可支配收入還不到700元。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極大地影響了居民的消費意愿和能力。

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提高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得的占比，這最終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與全要素生產率高度相關）水平的大幅提升。同時，需要提升財政轉移支付的規模和效率，并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的積極作用。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我國目前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為人均GDP的4%，遠低于美國的16%。如果中國居民財產性收入達到美國的水平，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可由目前的43%提升到55%，將極大提升居民消費水平——這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住房市場改革的推進提出了迫切要求。

從18%到0：推動鄉村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

幾年前筆者調研在城市打工的農業轉移人口時，有感于他們的生存狀況，曾感慨萬千地寫過，“城市無邊的夜色，圍裹著不曾徹底生活過的生命；他們像紙片一樣被折疊起來，悄無聲息地喘息在沒有色彩的夢里……”這些在宏大敘事中并不顯眼，往往令人忽略的細節卻往往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溫度，真正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偉大與否。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18個百分點差距能否逐漸減少并最終趨近0，應該成為衡量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指標之一。

消除收入和機會不平等與鄉村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緊密相連。我們對2035年中國的農業和農業人口做了預測。我們預測的基礎是假設2035年我們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候，我國農業和農業就業人口的情況大致與主要工業國家實現現代化時相似。到2035年，我國農業增加值的GDP占比預計將降到3%左右，農業就業人口也將降到總就業人口的6%，這意味著：未來十多年因為鄉村振興的各項舉措，我國對農村、農業和農業人口的投資將大幅提高，大量資金、技術、人才、信息、設施、裝備等向農業產業融合聚集，將極大地提高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更為重要的是，將有1.44億農業就業人口會從農業轉移出來，實現跨行業甚至跨城鄉的轉移——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將完成向城市的遷移。

目前在城市常住但無戶籍的2.55億人與未來從農業轉移的1.44億人合在一起有4億人，實現這4億人徹底的“市民化”將徹底地證明“我國城鎮化進入減速階段”是個十足的偽命題。城鎮化一直都是經濟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生產率增長的重要來源。通過制度層面的改革，消除對這4億人的各類軟、硬性約束——比如，戶籍制度改革、社保和公積金制度改革、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等——未來這4億新市民的生存與發展將帶來大量的投資機會和生產率增長的巨大空間。與此同時，未來新增的1.44億農業轉移人口也將極大增加我國有效勞動力的供應；在城市真正生活下來之后，這4億人會產生進一步投資自身人力資本，沿社會階梯向上努力的內在動力；這4億人真正在城市居住，帶來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體系、保障性住房等大量的投資機會。

以保障性租賃住房為例，基于對現有政策性人才公寓投資收益測算，我們的分析顯示，每年4080億元投資租賃住房，能夠解決180萬家庭住房問題（50平方米，3口之家），而且投資的收益率能夠達到8%左右。為4億人提供有保障的住房將在未來12年（至2035年）帶來每年2.5萬億元，合計30萬億元的投資。而且，按照支出法統計GDP，根據美國的經驗數據，歸類到消費的住房消費一般是歸類到投資的住房投資的2.5倍。以此為參照簡單估算，保障性租賃住房一年投資為2.5萬億元（這里的投資不一定是新建），帶來的增加值大約為1.4萬億元（按美國經驗數據），而相關住房消費帶來的增加值將達到3.5萬億元（1.4×2.5），每一年保障性租賃住房投資及消費合計帶來的增加值大約是4.9萬億元，仍將占到未來我國GDP較高的比例。房地產相關行業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將是中國重要的節點行業之一，但其商業模式和整個業態將發生根本改變。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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