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已經92歲了，他慢慢接受了“躺平”的生活。

(資料圖片)

作為魯迅研究的學者，如今能引起朱正感興趣的選題不多了，他的筆漸漸慢下來。在2023年出版的《魯迅回憶錄正誤》增訂本中，他寫道：“這是本書最后一個版本，今后再不作什么改動了。”

魯迅去世后，他才在初中國文課上第一次聽到魯迅的名字，對魯迅文章癡迷而決定中斷學業加入革命，在承受厄運的多年里，他一邊干體力活，一邊研究魯迅。

他在魯迅研究界以考據史料出名，修正了20世紀以來對魯迅的諸多曲說，大多數學者會以他鑒別過的史料為研究資料。他的前半生用魯迅的眼光看中國，尤其欣賞魯迅為中國尋找的出路、藥方。

如今，他坐在長沙的家中，用“看熱鬧”的心態觀察這個世界。他已活得足夠久了，比魯迅多活了近40年。他觀察魯迅的角度，從仰視慢慢變為平視。他有了自己對中國出路的想法。這是歲月帶給他的禮物。

用22年糾正

外出講學時，很難看出朱正是受邀上臺講課的專家。剛下火車，他直接把大包行李扛到肩膀上，旁若無人地走出火車站，這是他多年留下的勞動習慣。

出生于1931年的朱正，沒有見過魯迅本人，魯迅去世那年，他5歲。在魯迅研究界，他的前輩馮雪峰、孫用見過魯迅本人，能寫與魯迅相處的回憶文章，而他的后輩有更寬松的魯迅研究環境。

相比而言，朱正是在崇拜魯迅的社會氛圍中成長起來的，當時的相關文章真偽難辨，魯迅被稱為革命的化身，被捧上文學的神壇。

朱正戳破了圍繞著魯迅的一些“泡沫”。他根據閱讀大量書籍交叉印證，辨析史料真偽，更大限度地逼近歷史真相，讓筆下的魯迅更像真實的人，而不是神。

這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精力，他把所有相關文章都讀過一遍，剔除錯誤的細節，再運用書證、理論、物證等考據方法還原真相。

一位研究朱正文章的學者在論文里說，朱正的魯迅研究最講科學，最扎實可靠。

與他年齡相仿的錢理群，研究重點是魯迅的思想。但朱正更側重史料挖掘和辨析。他希望在他之后，未來的魯迅研究者可以不再做考據了，把精力和智慧用來研究魯迅的作品和思想，讓魯迅研究接觸到當前青年關心的問題。

“魯迅當年就是為中國的現代化奔走呼號的，如果能說明這一點，如今的青年就不會對魯迅有隔膜感了。”朱正說。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高遠東是一名魯迅研究的青年學者。他說，朱正的《魯迅回憶錄正誤》給當時的魯迅研究界帶來極大的震動，那是第一次有人系統地給許廣平寫的魯迅回憶錄糾錯。

朱正回憶，從1960年第一次閱讀《新觀察》雜志上連載的許廣平寫的《魯迅回憶錄》，察覺到事實出入，到這本書的出版，他花了22年。

朱正的父親在朱正“文革”坐牢期間，節衣縮食地買了《魯迅手稿選集》《魯迅全集》，等朱正出獄后使用。他在22年的時間里，盡力搜羅考據必需的書籍，把能掌握的細節分析到極致，完成初稿，寄給馮雪峰，向前輩求教。

馮雪峰那會兒生病，咳得厲害，全身無力，嗓子也啞了，但依然在病床上給沒有見過面的朱正看稿，他回信，“你‘正’的是對的，不這樣細心和認真加以核正，會很容易這么模模糊糊地‘錯誤’下去的。”

但他也發現，朱正寫稿的口吻流露出似乎壓制不住的驕傲，“你確鑿地指出了許先生的這些不符合事實的地方，這指正本身已很有說服力，而用不到‘論戰’的以至‘譴責’的口吻和鋒芒的詞句”，他希望朱正能把稿件再改一遍。

那是朱正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回信，26天后，馮雪峰去世了。后來，孫用幫他尋找珍貴的資料，包括20世紀30年代原版書籍，再一本一本從北京寄到長沙。

許廣平回憶，章太炎為反對袁世凱稱帝絕食，許多人不敢勸阻，最后魯迅親自到監獄勸說，章太炎才恢復進食。但朱正查閱了章太炎絕食期間的書信、魯迅的日記、其他人的回憶文章，發現章太炎并不是聽了魯迅的話才吃飯的，而且絕食期間，章太炎的多名學生都去勸慰過。

最后，朱正不僅糾正了許廣平的誤記，還糾正了其他人的回憶文章的失實之處。

比如，1932年魯迅為探視母親的病去了一趟北平，其間應邀作了5次公開演講，許廣平回憶魯迅是應了朋友的邀請才做“北平五講”，但作家陸萬美說這5次演講是左翼文化團體布置的。

朱正考據后發現，魯迅到北平后，左翼文化界邀請他演講，親近革命青年，但這不是事先制訂的周密計劃。他認為，陸萬美給這事賦予了過多政治色彩，而許廣平的說法抹掉了原有的政治色彩，都不是確切的。

“絕不想當然地添上什么”

認真嚴謹，是朱正留給許多朋友的印象。老友鐘叔河說，就連做不擅長的體力活，朱正也總是認認真真地干。

有一次，他在工地外看到朱正在篩沙子，就在籬笆外等著和朱正碰面。但好幾天，朱正一直埋頭認認真真篩沙子，沒有抬過頭朝籬笆外張望。后來，他湊到離朱正最近的門口，喊了朱正的名字，朱正才抬頭看籬笆外，兩人才說上一兩句話。

“文革”期間在勞改農場采茶，大多數人老葉嫩葉一把抓，增加茶葉的重量，但朱正老老實實按照規定摘取樹枝上最嫩的三瓣葉子，速度慢，半天也摘不到幾兩鮮葉，過秤時總被管教批評。

他出生在長沙一個工人家庭，有8個兄弟姐妹，朱正是長子，被寵著長大，在家沒干過體力活。在勞改農場，他被認為勞動力太弱，丁等都夠不上，列為等外。“我是一個很無能的人，勞動力的評級總是很低。”

他承受厄運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同時也是魯迅被捧得最高的時候。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高遠東也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魯迅被神話了，不少人“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有些人直接把魯迅批評過的人當成壞人。

朱正舉例，魯迅在上海生活時，沒有太多空間放書，就在家附近租房放書，但“四人幫”的筆桿子說，那個租的房子是魯迅秘密讀書室，是他秘密學馬列的地方。作為魯迅的忠實讀者，朱正不愿意魯迅以這樣的形象“錯誤”示人。

197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要出版新版《魯迅全集》，出版前，先印制少量征求意見本(紅皮書)，寄給魯迅研究的專家征求意見。馮雪峰、孫用推薦了朱正，出版社也給朱正寄了一份。

朱正認真地給收到的每一本紅皮書寫批注意見，再一本本寄回北京。

他當時在工地上做測量工作，空閑時就在工地旁看書、批注。從1975年到1980年，他批注了28本紅皮書。

他沒有和工友們提及，早在25歲那年，他就出版過第一本魯迅傳記《魯迅傳略》。那本書是魯迅逝世20周年的紀念之作，給年輕的朱正帶來一筆豐厚的稿費，1260元，足夠在當時的長沙買一套房子。

那時，他在報社工作。他還記得，1956年的除夕之夜，他一個人在報社過節：囫圇吃了一點糕點后，他開始動筆，寫下他醞釀了許久、腹稿打了許多遍的《魯迅傳略》。誰也不會打擾他，他在隔壁除夕舞會的音樂聲中奮筆疾書。

從那天開始，他白天上班，晚上寫書。寫得最快的一天是“五一”節，同事放假都離開了，他一個人在報社從早晨寫到下午4點多，寫了1萬多字。

他那會兒就體現出嚴謹的態度，“資料不足之處，我就寧可讓它單薄一點，絕不想當然地添上什么”。

書里大多信息是按魯迅的自述說的。只有一處，當魯迅批評中醫時，他作為黨報工作人員，覺得這與20世紀50年代中醫政策相悖，就模糊把魯迅父親的死亡歸結為“某位庸醫的責任” 。

“你看，從這件事上，我是個老實、很守規矩的記者。”回憶起這件事時，朱正忍不住自我調侃。

在75歲那年，他第三次寫了魯迅的傳記《魯迅傳》

如今回頭看，朱正也覺得第一本書寫得粗疏膚淺，只達到當時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重要的是，年輕的朱正仰望著偶像式的文學巨匠，總不自覺地把魯迅的一切思想通盤接受，在行文的時候，受到當時環境影響，把魯迅標簽化為鐵板一塊的革命化身。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朱正“平反”后，受邀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十六卷本的《魯迅全集》的編輯，有機會接觸了更多史料。他又重新改寫擴充了一版《魯迅傳略》。

那年他50歲，仰望魯迅的角度越來越小。他細致地考證了魯迅的生活細節，他也是當時國內較早考證魯迅兄弟失和原因的學者。他筆下的魯迅開始像一個“人”，會遇到與朱安感情不好、兄弟失和等問題。

他花了一生的時間認識魯迅。在75歲那年，他第三次寫了魯迅的傳記《魯迅傳》。他覺得自己一本寫得比一本好，越寫越厚，每一版都有新的發現。

他加入了一些新的考證成果：魯迅和朱安在定親前，魯迅的母親提前通知過在外求學的魯迅，當時的魯迅沒有不同意；他也刪除了第二版里，提到朱安不像妻子的細節，減少了對魯迅道德拔高的評語。

朱正決心給魯迅祛魅，曾給1981年版《魯迅全集》挑錯，又因為新版沒有修正錯誤感覺可惜。有人說，朱正是《魯迅全集》最挑剔的讀者。

他從仰望魯迅，慢慢也開始變為平視。他說，當他真正理解魯迅偉大在什么地方，欠缺在什么地方，自然而然就平視起來。

在他看來，魯迅的長處在于，在五四運動期間，第一個創作出新文化代表的小說《吶喊》，而后接連創作出有批判精神、關注中國文化的雜文、小說。

“魯迅始終在為中國的現代化奔走呼號，”朱正說，魯迅敏銳地觀察到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矛盾，畢生都在思考中國的出路，“我讀書那會，中國也還在面臨著這些矛盾，當時讀魯迅的書，覺得心心相印，魯迅說出了那個時代共同的心聲。”

他至今還喜歡自己從少年就沉迷的幾篇魯迅的文章《春末閑談》《燈下漫筆》《記談話》，能清晰記得這些文章對于曾是高中生的自己的沖擊力——在那會，沒有人會像魯迅一樣，直接地寫出中國的問題。

《燈下漫筆》描摹的民國銀行兌換銀元的亂象，等到朱正上高中時，依然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下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社會。

魯迅細致地描述自己身處停兌風波中復雜的心理感受：當他好不容易兌換到一包現銀，忍不住暗自歡喜時，卻突然想到，人很容易變成奴隸，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魯迅概括，中國史的分期只有兩種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他呼吁當時的青年創造第三種時代——中國人不再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是享有充分人權的“人”的時代。

他少年時跟著魯迅學寫文章，以致于后來寫的雜文，被朋友說有魯迅的影子，“我沒有刻意模仿過，可能是讀得多了，風格相似。”魯迅寫文章從不美化現實，于是朱正寫的魯迅，也是拋棄他人對魯迅的美化，還原本真的魯迅，呈現長處與短處。

朱正承認，魯迅后期有少數幾篇沒寫好的文章，人云亦云為不深知的東西做辯護，背離了魯迅一貫的批判精神。

人文學者劉再復曾說，朱正寫的魯迅傳記，寫法干凈老實，沒有脂粉的遮蔽，沒有概念的語障，沒有意識形態的“隔”，也沒有春秋筆法的旁敲側擊。

這不僅是朱正個人閱歷增長后的進步，也是時代的進步——學術界變得開放，他還有機會看到蘇聯解體后解密的檔案資料。“要是我(對魯迅)的看法沒進步，那就是辜負了新時代。”

他曾經以魯迅的是非觀為自己的是非觀，聽魯迅的話，看了許多西方的書，“全盤西化”，但年紀漸長發現，中國的書籍也有許多值得看，“我是矯枉過正了，魯迅怎么說我就這么做。”他慢慢有了自己的標準，而不是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

“魯迅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喪失對未來的希望”

談起他逐漸平視魯迅的過程時，92歲的朱正站在書架前，挨個介紹他寫的每一本與魯迅相關的書。他還從書堆里翻找出一大摞紅皮書，顫顫悠悠地抱著那摞書走了大半個客廳，講他在測量工地上批注的感受。

他也會提起第一個跟他介紹魯迅的人，他的初中國文老師。在抗日剛剛結束的課堂上，這位國文老師用了一節課講《阿Q正傳》，講《死魂靈》，講得興致勃勃。朱正從他口中第一次聽到了魯迅的名字。

他跟國文老師借了一本魯迅的書，魯迅的文章就印刷在比衛生紙還粗糙的草紙上，他一開始有點讀不懂。

多年后，這位老師給朱正所在的報社寄來讀者來信，信里說，他編過報紙，做過教員，失過業，也在國民黨軍隊混過，現在在小醫院的掛號臺工作，希望重新回到教師崗位上，“我是一個沒有什么資產的小資產階級，也是沒有什么知識的知識分子”。

朱正后來去拜訪了老師，可老師回到講臺不久就病死了。朱正說，“他是一個天真的人，在那會，放著教科書的內容不教，跟學生講不合時宜的左傾作家魯迅。”

許多朋友在提起朱正的時候，喜歡用天真、單純來形容他。他的兒子朱曉也說，父親天真單純了一輩子。

朱正回憶，最天真的時候是十七八歲那會兒，滿腦子是烏托邦思想，后面經歷幾次運動，最難熬的時候，魯迅支撐著他在逆境中熬下去。他至今能背出魯迅的那段話，“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那是他從魯迅身上學到的受益一生的財富，“魯迅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喪失對未來的希望”。

“文革”期間，他在牢里也沒有放棄過思考中國的出路與困境。他認為，某種程度上，這種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也與魯迅一脈相承。

后來的人很難理解他這代人平視魯迅的艱難——他成長于文學作品相對匱乏的年代，魯迅是他接觸過最頂尖的作家之一。他曾經做夢都想和魯迅一樣成為作家，甚至在魯迅的影響下，十七八歲不上大學，想各種辦法加入革命隊伍里。

平視帶給他最大的感受是，文學巨匠也有時代的局限性。“那個時代過去了，魯迅就過去了。”他認為，魯迅反映了20世紀初的中國，就像如今讀李白、杜甫、司馬遷，也不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有永恒的真理。

如今，年輕人眼里的魯迅，是網絡時代的金句王，遇到讀書、情感、交際等難題時，總免不了曬出幾句魯迅的名言。魯迅更像是年輕人的“嘴替”，只不過年輕人關注的話題，從朱正那個時代對中國出路的思索，轉變為對個人生活的調侃。

高遠東說，生活在21世紀的人掌握了很多魯迅掌握不了的信息，能輕易做“事后諸葛”平視魯迅，但因為沒有經歷過復雜、沉重的歷史磨難，不一定完全理解魯迅的時代問題，對魯迅的理解不一定能趕得上朱正這代人。

朱正坦然接受了魯迅研究熱度退去的事實，“這是一種好現象，魯迅1936年死后，中國出現許多新的作家。以前可研究的對象少，現在可研究的作家多了，分攤到魯迅身上的就變少了。”

但《魯迅回憶錄正誤》編輯郭娟發現，這些年，魯迅研究已經從學界走向了民間，許多年輕人遇到困境，會看魯迅的文章，尋找力量。朱正晚年寫的《魯迅傳》，如今已經再版10次，2023年5月，《魯迅回憶錄正誤》又出了一本增訂版。

“魯迅的書在市場上依然暢銷，說明魯迅不過時。”郭娟說。

朱正后來想要跳出魯迅去看社會，擴大研究范圍。“但遲了，不可能有多大的作為了。”

他指了指書架上由兒子朱曉翻譯的麥克盧漢的系列書籍，“我也想幫他去找麥克盧漢的資料，但是都是英文，我看不懂。”

“朋友死得差不多了，我也孤獨”

朱正退休那年，詩人邵燕祥給他看了一篇研究“反右”運動的文章。這激發朱正開始研究“反右”，“退休了，我終于有了自由工作的時間。”在那時，研究“反右”運動的文章較少，他想，“要寫前人沒寫的，要寫后人要看的”。

提起20世紀50年代那段往事，朱正沒有悲戚或是不平的情緒，他說，那是他作為理想主義者在那個時代必然要碰的壁。“它來臨時，你就承受吧。”如果非要給年輕人什么建議的話， 他引用法國詩人路易·阿拉貢的話，“如果我能重新生活一遍，我將依然走這一條道路。”

有朋友評價朱正，無論經歷多少事，那根脊梁依然挺得筆直，一點也沒變。

“如果把朱正僅僅看成魯迅研究專家，把他看小了。”高遠東說，“他同時是歷史學家和散文家。”

朱正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愿望就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

朱正在北京生活時，常與翻譯家藍英年、魯迅研究學者王得后、詩人邵燕祥等朋友聚會。編輯陳徒手經常參加這群學者的聚會。他記得，飯局上，朱正話不多，說話很誠懇，不啰嗦，喜歡說他最近讀書的新發現、新線索，“那些老人最愛聽他分享這些”。

朱正不擅長經營人際關系，有一年登門給出版社的老社長拜年，送了一盒點心表心意，老社長的家人一打開，第二層點心居然發霉了，朱正卻沒發現。

他能聊得來的朋友也不多。翻譯家藍英年說，朱正是他最佩服的朋友之一，讀書好、智商高、記憶強，有一次兩人去廣西柳州講學，回程火車上，想起柳宗元是柳州刺史，便一人一句接力背唐詩，最后藍英年敗下陣來，“他知道(唐詩)更多”。

兩人經常聊蘇聯的歷史，后來還合著相關主題的書，有時也會談魯迅。可惜如今，他們生活在不同城市，朱正的耳朵也聾了，很難和藍英年見面或電話聯系。

時間帶走他一個又一個的朋友，和他一起合著過《重讀魯迅》的邵燕祥在睡夢中離世了，終審簽發第一版《魯迅傳略》的前輩樓適夷也走了，寫過大量研究魯迅的論文的舒蕪也走了，朱正說：“朋友死得差不多了，我也孤獨。”

2023年，朱正停下了所有研究計劃，他的記憶力在慢慢衰退，已沒有體力查閱厚重的檔案資料，或開啟新的研究話題。

大多時候，他喜歡泡在書房里，對著電腦看電子書。他習慣懶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控制著鼠標，旁邊擺著放大鏡和《新華字典》：他的普通話有湖南鄉音，有時打字得借助字典查發音。

電腦就像他年老的玩具。他一度沉迷過游戲。

“空檔接龍你玩過嗎？”他興致勃勃地跟記者介紹規則，“那跟寫文章是一樣的，需要你在混亂的撲克牌里理出頭緒。”他喜歡逐漸整理思緒的過程，有時一玩就得一兩個小時，耽誤時間和研究進度。后來，他只能學著年輕人把游戲卸載掉。

“我不是懶惰，心力不濟了，我這輩子成就到此為止，就干了兩件事，研究魯迅和研究反右。”他曾經花大量時間讀書、做研究，想探尋中國發展的脈絡，但現在，他說，“我都看清楚了，也沒有疑問了。”

參考書目：

《魯迅回憶錄正誤(增訂版)》 朱正 人民文學出版社

《小書生大時代：朱正口述自傳》 朱正 北京大學出版社

《魯迅傳》 朱正 人民文學出版社

《重讀魯迅》 朱正 東方出版社

《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朱正 河南人民出版社

《辮子、小腳及其它》 朱正 花城出版社

《從蘇聯到俄羅斯》藍英年 朱正 東方出版社

《當代學人精品·朱正卷》朱正 廣東人民出版社

《拾零新集》朱正 花城出版社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魏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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